重庆，这座被誉为“战时陪都”的山城，以一种极其矛盾的方式，迎接着林薇和她同伴们的到来。
当那艘喘着粗气、仿佛随时会散架的小火轮，终于颤巍巍地靠上朝天门码头时，映入林薇眼帘的，并非想象中的秩序与安稳，而是一片更加庞大、更加喧嚣、也更加光怪陆离的混乱。
码头如同一个沸腾的巨锅。挑夫、小贩、军官、难民、穿着旗袍的摩登女郎、衣衫褴褛的乞丐……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在湿滑陡峭的石阶上涌动、叫嚷、推搡。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特有的腥气、汗臭、廉价香水味、还有从不远处传来的、印刷机滚动的油墨气息。灰色的雾霭低低地压在江面上，也笼罩着依山而建的、层层叠叠的房屋，那些建筑新旧杂陈，既有飞檐翘角的传统吊脚楼，也有粗糙简陋的临时板房，更有一些突兀的西式小楼点缀其间，构成一幅极不协调却又充满怪异生命力的画卷。
“跟上！别走散了！”老周用他那粗犷的嗓门呼喝着，努力维持着这支小小队伍的完整。他们随着人潮，像水滴一样被裹挟着，艰难地挪下跳板，踏上了重庆湿漉漉的土地。
按照林薇在“难民救助点”工作期间打听到的地址，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位于上清寺附近的一处难民收容所。那是教会和民间慈善机构联合设立的，据说条件相对好些，也是他们暂时能够栖身的唯一希望。
穿行在重庆的街道上，是一种奇特的体验。狭窄、陡峭、蜿蜒的石板路，仿佛没有尽头，一会儿向上攀爬，气喘吁吁；一会儿又急转直下，需得小心翼翼，生怕滑倒。人力车（这里叫“黄包车”）叮当作响，在人群中灵巧地穿梭；偶尔有鸣着喇叭的吉普车或黑色轿车蛮横地驶过，溅起路边的泥水，引来一片低声的咒骂。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卖着各种东西——从昂贵的美国罐头、香烟，到本地的山货、草药，再到粗糙的锅盔、担担面，应有尽有，显示出一种畸形的繁荣。
然而，在这表面的喧嚣之下，是无处不在的战争阴影。墙上贴满了各种标语、告示、寻人启事和模糊不清的通缉令。报童挥舞着不同派系的报纸，高声叫喊着最新的战况（其中真假难辨）。防空警报的喇叭像黑色的毒蘑菇，矗立在各个制高点，提醒着人们，日军的轰炸机随时可能撕裂这浓雾，带来死亡。一种混合着焦虑、麻木、及时行乐以及某种扭曲希望的复杂情绪，弥漫在空气里，几乎令人窒息。
林薇紧紧抱着自己的布包，里面是她全部的家当和希望。她一边留意着脚下的路，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她看到茶馆里高谈阔论、忧国忧民的文人，也看到巷弄深处蜷缩着、眼神空洞的伤兵；听到有人慷慨激昂地讨论着前线战事，也听到有人醉醺醺地唱着靡靡之音……这里与野猪岭的纯粹、艰苦截然不同，这里的一切都像是被打碎了，然后胡乱地拼接在一起，充满了矛盾与不确定性。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找到了那处位于半山腰的收容所。那是由一座废弃的祠堂改建而成的，院子里挤满了临时搭建的窝棚，条件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空气中混杂着各种难闻的气味，孩子的哭闹声、病人的咳嗽声不绝于耳。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语气冷漠，只是机械地记录着他们的信息，然后指了指院子角落里一片勉强可以遮雨的屋檐。
“就那里，自己找地方挤挤。每天早晚各发一次粥，自己去领。”工作人员说完，便不再理会他们。
希望，在现实的粗粝面前，再次变得黯淡。
老周和水生默默地开始整理那块狭小的空间，试图为伤员和孩子们营造一个相对好点的环境。林薇则强打起精神，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仅仅依靠收容所这点稀粥，根本无法维持生存，更别提给伤员养伤了。她必须尽快找到沈惊鸿信上提到的那位“友人”，或者，找到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
第二天一早，林薇便拿着那封已经有些磨损的信封，按照上面的地址，开始了寻找。信上的地址是“林森路，仁济药房，转交顾鹤年先生”。林森路是重庆比较繁华的一条街道，这让她心中升起一丝微弱的希望。
然而，寻找的过程并不顺利。重庆的街道错综复杂，许多门牌号在轰炸后变得混乱不堪。她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林森路，又花了半天时间，才在一个相对僻静的拐角处，找到了那家名为“仁济”的药房。药房不大，门面古旧，看起来有些年头。
林薇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自己破旧却尽量整洁的衣衫，走了进去。药房里弥漫着草药的味道，一个戴着老花镜、穿着长衫的老掌柜正在柜台后拨弄着算盘。
“老先生，请问……顾鹤年先生是在这里吗？”林薇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而有礼。
老掌柜抬起头，透过镜片打量了她一番，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你找顾先生？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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