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这座被誉为“战时陪都”的山城,以一种极其矛盾的方式,迎接着林薇和她同伴们的到来。
当那艘喘着粗气、仿佛随时会散架的小火轮,终于颤巍巍地靠上朝天门码头时,映入林薇眼帘的,并非想象中的秩序与安稳,而是一片更加庞大、更加喧嚣、也更加光怪陆离的混乱。
码头如同一个沸腾的巨锅。挑夫、小贩、军官、难民、穿着旗袍的摩登女郎、衣衫褴褛的乞丐……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在湿滑陡峭的石阶上涌动、叫嚷、推搡。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特有的腥气、汗臭、廉价香水味、还有从不远处传来的、印刷机滚动的油墨气息。灰色的雾霭低低地压在江面上,也笼罩着依山而建的、层层叠叠的房屋,那些建筑新旧杂陈,既有飞檐翘角的传统吊脚楼,也有粗糙简陋的临时板房,更有一些突兀的西式小楼点缀其间,构成一幅极不协调却又充满怪异生命力的画卷。
“跟上!别走散了!”老周用他那粗犷的嗓门呼喝着,努力维持着这支小小队伍的完整。他们随着人潮,像水滴一样被裹挟着,艰难地挪下跳板,踏上了重庆湿漉漉的土地。
按照林薇在“难民救助点”工作期间打听到的地址,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位于上清寺附近的一处难民收容所。那是教会和民间慈善机构联合设立的,据说条件相对好些,也是他们暂时能够栖身的唯一希望。
穿行在重庆的街道上,是一种奇特的体验。狭窄、陡峭、蜿蜒的石板路,仿佛没有尽头,一会儿向上攀爬,气喘吁吁;一会儿又急转直下,需得小心翼翼,生怕滑倒。人力车(这里叫“黄包车”)叮当作响,在人群中灵巧地穿梭;偶尔有鸣着喇叭的吉普车或黑色轿车蛮横地驶过,溅起路边的泥水,引来一片低声的咒骂。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卖着各种东西——从昂贵的美国罐头、香烟,到本地的山货、草药,再到粗糙的锅盔、担担面,应有尽有,显示出一种畸形的繁荣。
然而,在这表面的喧嚣之下,是无处不在的战争阴影。墙上贴满了各种标语、告示、寻人启事和模糊不清的通缉令。报童挥舞着不同派系的报纸,高声叫喊着最新的战况(其中真假难辨)。防空警报的喇叭像黑色的毒蘑菇,矗立在各个制高点,提醒着人们,日军的轰炸机随时可能撕裂这浓雾,带来死亡。一种混合着焦虑、麻木、及时行乐以及某种扭曲希望的复杂情绪,弥漫在空气里,几乎令人窒息。
林薇紧紧抱着自己的布包,里面是她全部的家当和希望。她一边留意着脚下的路,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她看到茶馆里高谈阔论、忧国忧民的文人,也看到巷弄深处蜷缩着、眼神空洞的伤兵;听到有人慷慨激昂地讨论着前线战事,也听到有人醉醺醺地唱着靡靡之音……这里与野猪岭的纯粹、艰苦截然不同,这里的一切都像是被打碎了,然后胡乱地拼接在一起,充满了矛盾与不确定性。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找到了那处位于半山腰的收容所。那是由一座废弃的祠堂改建而成的,院子里挤满了临时搭建的窝棚,条件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空气中混杂着各种难闻的气味,孩子的哭闹声、病人的咳嗽声不绝于耳。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语气冷漠,只是机械地记录着他们的信息,然后指了指院子角落里一片勉强可以遮雨的屋檐。
“就那里,自己找地方挤挤。每天早晚各发一次粥,自己去领。”工作人员说完,便不再理会他们。
希望,在现实的粗粝面前,再次变得黯淡。
老周和水生默默地开始整理那块狭小的空间,试图为伤员和孩子们营造一个相对好点的环境。林薇则强打起精神,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仅仅依靠收容所这点稀粥,根本无法维持生存,更别提给伤员养伤了。她必须尽快找到沈惊鸿信上提到的那位“友人”,或者,找到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
第二天一早,林薇便拿着那封已经有些磨损的信封,按照上面的地址,开始了寻找。信上的地址是“林森路,仁济药房,转交顾鹤年先生”。林森路是重庆比较繁华的一条街道,这让她心中升起一丝微弱的希望。
然而,寻找的过程并不顺利。重庆的街道错综复杂,许多门牌号在轰炸后变得混乱不堪。她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林森路,又花了半天时间,才在一个相对僻静的拐角处,找到了那家名为“仁济”的药房。药房不大,门面古旧,看起来有些年头。
林薇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自己破旧却尽量整洁的衣衫,走了进去。药房里弥漫着草药的味道,一个戴着老花镜、穿着长衫的老掌柜正在柜台后拨弄着算盘。
“老先生,请问……顾鹤年先生是在这里吗?”林薇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而有礼。
老掌柜抬起头,透过镜片打量了她一番,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你找顾先生?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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