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冬天，被送进松山疗养院的。
那时的我，刚从朝鲜战场回来不到两年，耳朵里还时常回响着炮火声。
可医生说我患的不是战争创伤，是“失语性癔症”——一种突然说不出话的心理疾病。
但我知道不是。
我不是说不出话，是话一出口，就会变成别的东西。
送我来的是我妻子秀兰，她哭红了眼：“永强，你就安心在这儿养病，等好了我来接你。”
她不知道，我根本不想离开。
因为外面比这里可怕。
疗养院建在城郊半山腰，三层灰楼，围着一圈高墙。
院长姓吴，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王永强同志，欢迎来到松山。这里条件虽然简陋，但能治好你的病。”
他递给我一套蓝布病号服：“换上吧，你的私人物品我们先保管。”
我接过衣服，触感粗糙，像是用麻袋布改的。
更衣室镜子里的我，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确实像个病人。
但我清楚记得，失语前一天发生了什么。
那天我在厂里值夜班，半夜去厕所，听见隔壁女厕有哭声。
我探头看，看见清洁工刘婶蹲在地上，手里捏着一团头发——女人的长发，湿漉漉的，还在滴水。
她看见我，咧嘴笑了：“王师傅，你看，这头发会动。”
那团头发真的在动，像有生命一样，在她掌心蠕动。
我吓得后退，她突然把头发塞进嘴里，大口咀嚼，喉咙里发出咕噜声。
第二天，我说不出话了。
不是生理问题，是每当我想开口，喉咙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硬生生把话咽回去。
如果强行说，吐出来的不是声音，是别的东西——
第一次是头发，黑黑的，缠成一团。
第二次是碎玻璃，割破了嘴唇。
第三次最可怕，是半截手指，女人的手指，指甲涂着红蔻丹。
我再也不敢说话了。
疗养院的日子很规律：早上六点起床，七点早饭，八点集体活动，十一点治疗，下午自由活动，晚上九点熄灯。
病人有三十几个，多是老人，也有几个年轻人。
我注意到一个叫老胡的，六十多岁，以前是中学老师，总在纸上写字，写满了就撕碎吞下去。
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叫小翠，二十出头，整天抱着个布娃娃，对着它唱歌，但声音嘶哑难听。
第三天，吴院长找我谈话。
治疗室在三楼尽头，窗户对着后山，一片荒凉。
“王同志，放松。”吴院长让我坐在躺椅上，“我们先做个简单测试。你试着说‘啊’，就一个音。”
我摇头。
“别怕，这里很安全。”他微笑，“说出来，病才能好。”
我犹豫了很久，张开嘴，尝试发声。
喉咙一阵痉挛，像有什么东西要爬出来。
我强行忍住，只发出一点气音。
吴院长皱眉：“你喉咙里……有东西？”
他拿出手电筒，让我张嘴。
光柱照进喉咙深处，我看见他的表情凝固了。
“怎么了？”我用纸笔写。
“没什么。”他收起手电，“今天先到这里。”
但我看见，他的手在抖。
那天夜里，我做了噩梦。
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四周都是镜子，镜子里映出无数个我，每个我都在说话，但说的话都不一样——
有的在说工厂的账目，有的在说战场上的事，有的在说和秀兰的私房话。
所有声音混在一起，变成刺耳的噪音。
噪音越来越响，最后镜子炸裂，碎片扎进我身体里。
我惊醒，浑身冷汗。
同屋的老胡也醒了，坐起来，在黑暗中看着我。
“你……也听见了？”他用气声问。
我点头。
“别说话。”他凑近，嘴贴着我耳朵，“这地方不对劲。来这儿的人，都是‘说错话’的人。”
我皱眉。
“我以前是历史老师，上课时讲到不该讲的历史，下课就说不出话了。”老胡苦笑，“小翠是纺织女工，举报车间主任贪污，第二天哑了。老赵是邮递员，私拆了一封重要信件，也哑了。”
“你是说……”我写。
“我们都犯了‘说话的罪’。”老胡躺回去，“这疗养院，不是治病的，是关押的。”
我睡不着了。
天亮后，我观察每一个人。
确实，这些病人虽然“失语”，但眼神里都有一种相似的恐惧——对说话的恐惧。
集体活动时，吴院长让我们玩一个游戏：传话。
大家围坐一圈，第一个人对第二个人耳语一句话，依次传下去，最后一个人要把听到的说出来。
轮到我的时候，前面的人在我耳边说：“后山有口井。”
我传给下一个人。
最后一个人是小翠，她张嘴，发出的不是那句话，而是一声尖叫！
尖利，刺耳，像女人临死前的惨叫。
所有人都捂住了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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