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族的女人，都有一副好嗓子。
从我有记忆起，每逢除夕守岁，曾祖母就会坐在堂屋的老藤椅上，用那种能让烛火都静止的声音，讲述我们家族的故事。
她的声音不像老年人的沙哑，反而像山涧清泉，又像玉石相击，听得人从骨头缝里发酥。
“楚家的女儿啊，”她总是用这句话开头，眼睛望着虚空，“嗓子是祖宗赏的饭，也是祖宗下的咒。”
那年我七岁，躲在母亲身后，小声问：“什么咒？”
曾祖母的目光忽然落在我身上，烛光在她深陷的眼窝里跳动：“楚谣，你记住——楚家的女人，可以唱任何曲子，唯独不能模仿三种声音：垂死之人的最后叹息、地下三尺的泥土翻动、还有……”
她顿了顿，屋子里静得能听见灯花爆开的细响。
“还有自己血脉至亲的哭腔。”
母亲的手猛地攥紧了我的肩膀，生疼。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心里却像被羽毛搔过，痒得厉害。
不能模仿？可我连那三种声音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啊。
时间像门前的河水一样流走。
我十六岁那年，曾祖母去世了。
送葬的队伍很长，白幡在风里哭得撕心裂肺。我扶着母亲，看她红肿的眼睛，忽然想起曾祖母说过的话。
不能模仿至亲的哭腔。
我下意识地捂住嘴，生怕自己不小心学出母亲此刻的抽泣。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里曾祖母还坐在老藤椅上，背对着我，正用那把牛角梳梳头——不，不是梳头，是梳她的喉咙！
她的手指握着梳子，从脖颈上端缓缓梳到下端，一下，两下，三下……
梳齿过处，皮肤底下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像一窝苏醒的蛇。
我想尖叫，却发不出声音。
曾祖母忽然转过头来——她的嘴巴张得极大，大得能塞进一个拳头，而喉咙深处，正缓缓爬出一把漆黑的梳子！
梳子上沾着黏稠的液体，一滴，一滴，落在她前襟上。
“楚谣，”她用那副好嗓子说，声音甜得像蜜里调油，“记住啊，只能三下……”
我惊醒了，浑身冷汗。
窗外月光惨白，照在梳妆台上那把曾祖母留给我的牛角梳上。
梳子静静地躺着，泛着幽暗的光泽。
我把它锁进了抽屉最深处。
三年后，我考上了省城的音乐学院。
声乐老师第一次听我开嗓，眼睛瞪得滚圆：“楚谣，你这声音……是天生的歌唱家！”
同学们羡慕，老师器重，我在赞美中飘飘然。
只有每个月给家里打电话时，母亲总在挂断前重复那句话：“谣谣，记得家里的规矩吗？”
“记得记得。”我总是敷衍。
心里却想，都什么年代了，还信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
大二那年，市里举办青年歌手大赛，冠军能直接保送国家剧院。
决赛前夜，我接到弟弟的电话。
“姐，”他的声音在发抖，“妈住院了，医生说……可能是喉癌。”
我连夜赶回县城医院。
母亲躺在病床上，脖子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见我进来，想说话，却只能发出“嗬嗬”的气音。
她的眼睛死死盯着我，手指艰难地比划——三根手指，颤抖着竖起。
我哭得不能自已。
守到第三天凌晨，母亲的情况急剧恶化。
监测仪的警报尖叫起来，医生护士冲进病房抢救。我被推到门外，隔着玻璃，看见母亲的身体在病床上剧烈抽搐。
然后，她忽然不动了。
她的头转向门口，转向我，嘴唇蠕动着，做出最后一个口型。
我看懂了。
她在说：“跑。”
紧接着，我听见了那个声音——从母亲张开的嘴里，发出的不是人声，而是一种……一种像是湿木头被慢慢折断的声音，混着水泡破裂的细响，还有更深处的，某种有节奏的刮擦声。
像梳子，梳过腐烂的喉咙。
我瘫倒在地，捂住耳朵。
但那个声音钻进指缝，钻进耳道，牢牢烙在我脑子里。
母亲走了。
葬礼上，我浑浑噩噩，直到弟弟拉我跪下磕头时，我才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声音。
每一个细节，每一次转折，都像用刻刀凿在了记忆深处。
甚至，我的喉咙开始发痒，声带微微震颤，不受控制地……模仿着那个声音的轮廓。
回学校的火车上，我靠着车窗，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音量，试着发出了第一个音节。
只是一点点，一点点模仿。
车窗玻璃映出我的脸，苍白，眼下乌青。
可我的嘴角，却莫名地上扬着。
回到学校，大赛在即。
我把自己关在琴房，没日没夜地练习参赛曲目。可每次唱到高音部分，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差一点穿透力。
差一点……让人过耳不忘的独特性。
那个深夜，琴房只剩下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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