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深冬的某个凌晨，我在矿区值班室暖手炉旁翻到一本破旧的《艾青诗选》。
当指尖划过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的诗句时，窗外正传来拉煤卡车碾过冰面的轰鸣 —— 那声音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突然拧开了我胸腔里某个沉睡的角落。
在此之前，我的生活被煤块的重量、卡车的里程表和宿舍墙壁上褪色的标语填满，从未想过 “拉煤司机” 这样沾满煤尘的形象能与 “诗歌” 产生关联。
那天下午，我躲在车库后的煤堆旁，用铅笔头在记账本背面写下第一行字：“在宽广的大道上 / 有一位拉煤的司机”。
寒风把煤渣吹进衣领，手指冻得发僵，但笔尖却像被某种力量推动着：当我写下 “那个司机是个飞毛腿 / 脚下生着橡胶轮” 时。
突然意识到，那些每天在矿区公路上呼啸而过的卡车，那些司机被柴油浸透的工作服，那些凌晨三点车头灯划破的黑暗，原来都藏着诗的形状。
创作初稿时，我总在车间与宿舍之间往返。观察老司机陈师傅换挡时手臂暴起的青筋，闻他工装口袋里掏出的烟盒上沾着的机油味，听他讲 “有次暴雨天送货，方向盘打得比心跳还急” 的故事。
这些细节后来都揉进了诗里：“脸庞黑又亮” 是煤灰与汗水在皮肤上结成的釉质，“油啧啧的衣裳” 是三十万公里车程留下的勋章。
最难忘的是陈师傅说过：“开卡车不能只看眼前的路，要盯着地平线跑。” 这句话让我突然明白，“双手握着人生的方向” 不仅是驾驶技巧，更是劳动者对生活的哲学认知。
诗中 “发动机声是内心的歌唱” 的比喻，源自一个夏夜。我蹲在卡车散热器旁乘凉，引擎的轰鸣突然在寂静中显出韵律 —— 那不是噪音，是金属与燃料碰撞出的生命节奏，是司机们用疲惫和坚守谱成的旋律。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将工业声响诗意化的尝试，暗合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 “把机器写进诗” 的创作理念，但当时只是凭着直觉，想为这群 “用轮胎丈量祖国” 的人留下些什么。
诗里 “高楼绿树举起鲜花欢迎” 的意象，诞生于一次送货途中。当卡车驶过新建成的开发区，我看见脚手架上的工人向我们挥手，路边的洋槐树正开出第一茬白花。
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我们运送的每一块煤，都在变成高楼的钢筋、工厂的齿轮。于是写下 “像汽车轮一样飞奔不停” 时，笔尖不自觉地加重 —— 这不仅是写司机的速度，更是写那个年代整个国家向前奔跑的姿态。
单位墙报登出这首诗后，陈师傅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你把咱开车的写活了！” 那天他特意把卡车擦得锃亮，车头挂了串红绸子。
我看着他发动车子时，阳光在挡风玻璃上折射出彩虹，突然懂得：诗歌的力量，有时就藏在让劳动者看见自己被尊重的目光里。
1994年国庆节，我作为单位升旗手站在办公楼前。当国旗掠过旗杆顶端的瞬间，阳光恰好照在旗面的五星上，那抹红突然让我想起泥腿子李大爷讲的故事：他父亲作为地下党员，被捕前藏在墙缝里的入党申请书，被鲜血浸透后颜色就像国旗。
这个联想让我浑身一震，当晚就在宿舍写下 “五星红旗啊 / 一面烈士鲜血染红的墙壁”。
诗中 “挺起百年弯曲的脊梁” 的意象，源自参观博物馆的经历。在一组清末百姓的蜡像前，我看见那些佝偻的脊背、低垂的头颅，与展厅外飘扬的国旗形成刺眼对比。
于是写下 “昂起百年低下的头颅” 时，笔尖几乎划破稿纸 —— 这不仅是写国旗升起的物理动作，更是写一个民族在历史阵痛后的精神挺立。
“那猎猎之声” 四段排比的创作过程，像在黑暗中拼一幅破碎的拼图。我收集了老唱片里的冲锋号录音，借阅了《地雷战》的电影脚本，甚至在暴雨夜跑到矿区废弃的防空洞，听雨点敲打铁皮的声响。
当把 “敌后就义的高呼”“冲锋号的振奋” 这些声音碎片组合起来时，突然明白：诗歌要还原历史，不能只靠视觉描写，更要让读者 “听见” 那些凝固在时间里的呐喊。
而 “灼灼之光” 部分对烈士日记、血衣的描写，则来自一次偶然发现。在单位仓库整理旧物时，我翻到一个牛皮纸包，里面是抗美援朝烈士的遗物：一本烧焦边角的日记，袖口磨破的军装。
日记里 “今天又打退了三次进攻，想家” 的字迹，让我突然懂得 “肩挑的重量” 不仅是武器弹药，更是一个民族对和平的渴望。这些细节后来都化作诗里的意象，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精神脐带。
写作最初的十年，我始终在双重身份间挣扎。白天是矿上的调度员，手里攥着派车单；晚上是趴在缝纫机上写诗的业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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