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深处，一大家子曾挤在三间简陋的茅草屋里。
其中一间，里面摆放着一台庞大的石磨，石磨仿佛一位沉默的老者，稳稳地立在屋子中央，见证着岁月的变迁。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除了地瓜干需前往大队的石碾上碾制，玉米、麦子、高粱等，都靠这台石磨磨出面粉。
那时，家中的孩子们尚年幼，一头小毛驴成为推磨的得力助手。
每当磨面，小毛驴便套上绳索，围着石磨一圈又一圈地转着，脚步有节奏地叩击地面，发出沉闷的 “哒哒” 声，与石磨碾碎粮食的 “嘎吱” 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独特的生活乐章。
随着哥哥姐姐渐渐长大，家中决定卖掉小毛驴。
兄弟姊妹们满心不舍，毕竟这头小毛驴曾为这个家默默付出，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然而，卖掉毛驴后，家中也节省了喂驴的草料。
此后，谁有时间，谁就来推磨。磨盘上，总是堆放着麦子或玉米，自己动手磨面，既省钱又方便，还免去了去大队石碾排号的麻烦。
在大队里排队碾米面，常常要等到半夜才能轮到自己，更何况我家人口众多。
而且，当时大队里还没有磨面机，一切都只能依靠人力与畜力。
院子里，还有一台专门磨豆浆的小石磨。
每当娘准备磨豆浆，我和哥哥姐姐们们总会围在一旁，好奇地看着娘推动磨盘。石磨缓缓转动，乳白色的豆浆如涓涓细流般涌出，散发着淡淡的豆香。
娘将磨好的豆浆倒入锅中，随后便开始准备做小豆腐的食材。那时用来做小豆腐的菜，远不像如今这般新鲜多样。
一种是晒干的萝卜缨子、胡萝卜缨子，需先用大锅煮熟，再用水泡发，之后用刀细细剁碎；另一种则是辣菜叶子，同样要先煮熟剁碎。
待豆浆在锅里翻滚沸腾，娘便将剁好的菜倒入锅中，撒上一把盐。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花生油是极其珍贵的，每次做菜，娘都不舍得放一滴。
即便如此，小豆腐出锅时，那股独特的香气依然能瞬间弥漫整个院子，刺激着大家的味蕾。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小豆腐，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神情。
平日里，我家的主食便是地瓜和地瓜干，搭配着自家腌制的咸菜。
家中有一个能装一百多斤的大缸，每到小雪时节，农村迎来白菜丰收，娘会挑选出品质上好的白菜，储存在家中的白菜窖里，以供日后食用。而那些没有卷心的大白菜、辣菜疙瘩、萝卜，则会被用来腌制咸菜。
腌制咸菜所用的盐土，是从村东滩的盐碱地上扫来的。经过太阳的暴晒，盐碱地上结晶出一层白白的晶体。
娘将扫来的盐土带回家，先烧上一锅开水，待水冷却后，倒入大缸中，接着把各种要腌制的菜放进去，最后将盐土覆盖在上面。一周过后，咸菜就可以食用了。
也许有人会心生疑问：“你们那里不是有盐场吗，为何不用盐腌制？”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盐的管控极为严格。
盐场有护卫队日夜巡逻，严禁外人靠近；大队里也有看坡的民兵，时刻警惕着。即便你是去拾草，回家时若碰到民兵，他们也会仔细搜查，看看筐里是否偷藏了生产队的庄稼粮食。
一旦被发现，不仅工具会被没收，生产队分东西时还会克扣你的分量。而且，当时人们的集体观念很强，对于公家的东西，绝不随意拿取。在所有咸菜中，鱼卤堪称我心中最美味的存在。
那时，大队有一个捕鱼船队。每次听闻船队在东营码头靠岸，家家户户都会用担张钩挑着两个白铁皮卷成的水桶，步行六七里地前去讨要船上腌鱼剩下的鱼汤，也就是鱼卤。
鱼汤里，半截半块的鱼身、鱼头、鱼尾、鱼肠子、鱼肝、鱼鳞和小鱼混杂在一起。每家只允许挑一担，多了船队便不给。
为了防止鱼汤在途中晃出，人们会在桶里摞上几把海蓬菜，这样便能避免鱼汤溢出。
回到家后，将鱼卤倒入大锅中熬煮，直至开锅煮熟。待冷却后，盛出来放进一个大坛子里。
吃的时候，用勺子捞出一些，蘸着地瓜干吃，那独特的鲜香滋味，瞬间在舌尖上绽放。
大家之所以都争着去讨要鱼卤，还有一个原因：运气好的时候，能碰上船上的人做饭，他们做多了吃不完的鱼，会用瓷洗脸盆端出来，放在船板上分给前来挑鱼卤的人。
这对于平日里难得吃到鱼肉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场丰盛的犒劳，在路上干活的人，可没有这样的口福。
在那个粮食短缺的年代，吃米面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只有过年过节时，一家人才能吃上一顿。生产队分的粮草，远远不够一家人吃，烧火的柴草也常常不够用。
然而，对于兄弟姊妹们来说，过年过节不仅意味着能吃到米面，还能品尝到鱼肉。每次过年过节吃完鱼肉，我总会拉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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