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对年轻人说：“读书人，最怕读成一个‘傲’字。傲于才，则目空一切；傲于位，则刚愎自用；傲于清名，则流于迂腐。需知‘谦受益，满招损’，世间学问，如瀚海无涯，我辈所能知者，不过一粟耳。”
他又说：“做人要学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你看这靖园中的水，它能滋养花木，能涤荡尘垢，能汇聚成潭，映照天光云影，也能蜿蜒成溪，奔流到海。它不拘于一形，不固于一地，这便是它的生命力。”
这些谈话，往往就在园中的亭台、水榭，或书房外的廊下进行。没有严肃的课堂气氛，如同祖孙、朋友间的闲谈，但其中蕴含的智慧，却如春雨般悄然渗入听者的心田。渐渐地，在他身边，围绕起一个小小的、非正式的学子圈子。他们未必都能科举高中，但大多从中领悟到了一些比科举时文更根本的东西。
上官乃大的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晨起练一套养生导引之术，然后散步园中，早膳后便是读书、整理文稿或会见访客。午后小憩片刻，起来或临帖，或弈棋，有时也去看看族学里的孩子们。晚膳后，他会与夫人苏氏在灯下说些家常，或是独自在书房静坐良久。
他并未完全隔绝于外界消息。儿子上官守业仍在朝为官，时常有家书送来，言及朝中动向。上官乃大阅后，通常只回些勉励之语，叮嘱其“持身以正，办事以勤，虑事以周”，极少对具体政务发表意见。他深知，既已离开，便不宜再对前线指手画脚，否则于己于人，皆非益事。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年后，朝中果然因边镇军费及对北方部落的策略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以新进御史为首的一派，力主主动出击，扬威塞外；以上官守业等为代表的官员，则坚持认为国库不丰，民生未裕，应以防守和羁縻为主。双方争执不下，互相攻讦。很快，战火便蔓延到了已致仕的上官乃大身上。
有言官上疏，含沙射影地指出，当年上官乃大力主与北方议和，乃至如今其子上官守业又持守成之论，是因其家族在边境有商贸利益，恐开战事影响财路。甚至还有人翻出旧账，质疑上官乃大当年急流勇退，是“预知”朝局将有变动，故而“畏难避祸”，非是真有高风亮节。
这些奏疏的内容，通过上官守业的家书，传到了靖园。
府中上下闻之，皆感愤懑不平。几个性子急的晚辈甚至嚷嚷着要写信去京城辩白。上官乃大却显得异常平静。他将家人召集到祠堂。
祠堂里，烛火通明，祖先的牌位肃穆无声。
上官乃大看着这些或愤怒、或忧虑的面孔，缓缓开口：“世间谤誉，如风过耳。今日之谤，与我当年所受之誉，何尝有实质之别？不过皆是外人眼中的幻影罢了。”
他指着祖父上官沛、父亲上官仁，以及祖母苏婉清的牌位：“我上官家，起于耕读，传家之本，在于‘心安’二字。祖父一生勤恳教书，育人无数，可曾求过显达？父亲为人仁厚，持家有方，可曾与人争利？祖母明理睿智，教导我们‘心正骨硬’，何谓心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何谓骨硬？坚守道义，不随波逐流。”
“今日之谤，无非是朝堂政争的余波。我等若急赤白脸地去辩驳，正中了他人下怀，卷入是非漩涡，才是真正置家族于险地。守业在朝，自有其处事之道，陛下圣明，亦非偏听偏信之君。我等在野，更当谨言慎行，以静制动。”
他目光扫过众人，语气坚定：“从今日起，闭门谢客，族中子弟，更需谨言慎行，安心读书做事，外界纷扰，一概不予理会。一切，自有公论。”
上官乃大的沉稳，如定海神针，稳住了家族的人心。靖园依旧保持着往日的宁静，仿佛外界的风浪与之无关。他照常读书、散步、课孙，只是在整理文稿时，特意将当年关于边务策略的奏疏和论述，重新誊抄了一份，单独放置，却并未有任何举动。
果然，不久之后，皇帝亲自出面干预了朝争。在详细评估了国库状况和边境军报后，皇帝采纳了稳健派的意见，驳回了贸然开战的主张。同时，对于攻击上官乃大的言论，皇帝在一次廷议中淡淡说了一句：“上官乃大功在社稷，致仕乃朕所准，其心迹，朕深知之。” 此言一出，那些诽谤之声顿时烟消云散。
风波过后，上官守业的家书中，充满了对父亲远见和定力的敬佩。上官乃大回信，却只字不提此事，只问及孙儿的学业和夫人的身体。
经此一事，上官乃大更加淡泊。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教导族中孩童和整理家族往事上。他开始动笔撰写一部《家训辑要》，并非板起脸来的说教，而是将他一生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尤其是祖辈、父母的事迹和教诲，以及他自己为官数十年的经验教训，融汇其中，用平实的语言记录下来。
他写祖父上官沛如何在清贫中坚守师道，写父亲上官仁如何以仁厚处理乡邻关系，写祖母苏婉清如何以智慧化解家族危机，也写自己如何在权力面前保持清醒，在纷扰中寻得内心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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