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回信陆续抵达。
兵部旧部的回信证实，临州驻军将领与赵文昌过从甚密，且近来确有异常调动，似有弹压地方之嫌。而那位御史同年的密信则带来了更详细和确凿的信息——他动用旧日人脉，暗中查访了数位侥幸逃脱的韩家旧仆以及狱中目睹韩青妹夫惨状的胥吏，证实了赵文昌构陷、逼死人命、强夺家产、掳掠女眷的罪行，甚至还有他贪墨税银、勾结地方豪强欺行霸市的更多劣迹。信中附有部分人证画押的供词副本。
证据在手，上官乃大心中有了底。但他也清楚，仅凭这些，还不足以扳倒一个根基深厚的实权通判，尤其是其背后还站着朝中的大人物。直接上奏，很可能奏折未到御前，就已被人截下，打草惊蛇，甚至会引来对方对韩青乃至自身的疯狂报复。
他需要一条更稳妥，更能击中要害的路径。
“夫君，或许……可以从‘利’字入手。”苏婉清在仔细阅读了所有信息后，提出了一个关键点，“赵文昌如此肆无忌惮，所图无非是财与色。他强占韩家产业，贪墨税银，其财富来路不正。若能找到他贪墨的直接证据，尤其是涉及朝廷税赋的证据，便是触及了国法根本，任他背后是谁，也难以公然袒护。”
上官乃大眼中精光一闪：“不错！贪墨军饷，陛下或许因边关稳定而有所顾忌，但贪墨直接影响国库收入的税银，乃是动摇国本之重罪，尤其在新帝锐意改革、整顿吏治的当下，更是撞在了刀口上。”
方向既定，上官乃大开始动用他数十年宦海沉浮积累下的人脉与智慧。他并未直接联系任何一位仍在高位的朝中大员，而是通过一些看似不起眼，却身处关键位置的“小人物”进行布局。
他让韩青秘密联系其在临州军中尚存的一些正直旧部，设法拿到赵文昌与军中将领往来、可能涉及利益输送的线索。同时，他请那位御史同年，利用其在都察院的旧关系，将部分确凿但非核心的罪证，匿名递交给了一位以铁面无私、不惧权贵着称的年轻御史。
另一方面，上官乃大亲自给在京的长子上官守业写了一封家书。信中并未明言此事，只是以探讨时局的口吻，提及“近日闻江南吏治有疴，尤以税赋之事为甚，恐伤及国脉，望吾儿在翰林院修史论政之时，亦当关注时弊，引以为鉴”，并随信附去了一些关于整顿江南税政的“个人见解”文章，其中巧妙嵌入了类似赵文昌所作所为的案例剖析。
上官守业接到父亲家书，反复研读，他深知父亲不会无的放矢。结合近来听到的一些关于临州的风言风语，他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深意。他并未直接上奏，而是利用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身份，在参与编修先帝实录、与清流同僚议论时政时，有意无意地将“江南税政之弊”与“地方官吏贪墨枉法”联系起来，引发了朝中一部分重视吏治官员的讨论。
这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子，涟漪渐渐扩散。
就在上官乃大暗中布局的同时，临州的赵文昌也察觉到了些许不对劲。先是军中与他交好的将领提醒他最近似乎有人暗中打听他的事情，接着他在府衙的心腹也报告说，似乎有京城来的陌生面孔在暗中查访韩家的案子。
赵文昌心中惊疑，但他仗着朝中靠山，并未太过慌乱，只是加紧了灭口的步伐，同时派人追查韩青的下落，并试图将韩家女眷转移。
然而，他低估了对手的老辣与耐心。
那位接到匿名材料的年轻御史，本就对赵文昌及其背后势力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得到这些线索后，立刻展开了秘密调查。而上官守业在京城引发的讨论，也引起了新帝的注意。新帝登基以来，一直试图摆脱前朝旧臣的束缚，推行新政，对吏治腐败深恶痛绝。江南税赋重地，若真有如此蠹虫，必须严惩。
时机逐渐成熟。
一日，朝会之上，年轻御史突然出列，手持确凿证据，弹劾临州通判赵文昌贪墨巨额税银、构陷良民、逼死人命、强占民产等十数条大罪，证据链清晰，人证物证俱全。与此同时，几位受到上官守业影响的清流官员也纷纷附议，要求严查。
朝堂之上，赵文昌的靠山、那位户部尚书试图为其开脱，指责御史风闻奏事，证据不足。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之际，一份来自江南的密折，通过特殊渠道，直接呈送到了新帝的案头。这份密折，正是上官乃大通过绝对可靠的途径转呈的，里面不仅补充了赵文昌勾结军中、试图掩盖罪行的最新证据，还详细剖析了其行为对江南税政、地方稳定造成的危害，并隐晦地指出了其背后可能存在的保护伞。
这份密折，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新帝勃然大怒，当庭下旨，革去赵文昌所有官职，锁拿进京，交由三司会审，其家产查封，一应涉案人员，无论官职大小，一律严查。并派钦差大臣即刻前往临州，核实案情，解救被掳女眷，清退被霸占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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