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关于“制墨”的谈话之后，方敬儒先生对陈平安的关注更加密切了。
老先生心里始终存着一个念头：必须将这个天赋异禀的弟子，彻底引回到科举的正途上来，不能让他因为那些“旁门左道”而耽误了锦绣前程。
如何引导呢？
仅仅是口头劝诫，效果似乎有限。
这孩子主意正得很，表面恭敬，内里未必真听进去了。
思来想去，方先生决定采取一种更“釜底抽薪”的办法。
用圣贤学问本身的博大精深，来“镇住”他。
让他明白，真正的学问浩如烟海，穷尽一生也未必能得其万一，根本没有精力再去分心他顾。
于是，从那天起，方先生给陈平安布置的课业，难度陡然提升。
不再是基础的蒙学内容，也不再是按部就班的四书讲解。
而是直接抛出一些经义中极难理解、历代大儒都争论不休的“微言大义”。
比如，《春秋》笔法。
“平安，你看《春秋》记载‘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此事，左氏传如何记述？公羊、榖梁二传又有何不同解说？孔圣人如此下笔，其褒贬之意何在？你且细细说来。”
这个问题涉及《春秋》三传的异同，以及孔子作《春秋》的“书法”原则，极其考验考生的经学功底和思辨能力。
又比如，理学心性之辨。
“程朱理学，主张‘性即理’。陆王心学，则言‘心即理’。二者看似对立，实则皆发于圣人之道。你以为，此二者之异同关键何在？于我辈修身治学，又有何借鉴意义？”
这个问题更是深入到了宋明理学的核心争论，通常是更高层次科举考试才会涉及的内容。
方先生抛出这些难题，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让陈平安知难而退。
让他明白，圣贤学问高深莫测，远非他现在这点小聪明所能完全驾驭。
让他感受到学海无涯的压力，从而收敛心神，不敢再轻易分心去搞那些“杂学”。
然而，结果却完全出乎了方先生的意料。
面对这些连许多老秀才都未必能说明白的难题，陈平安非但没有丝毫畏难之色，反而像是找到了新的乐趣，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每当方先生抛出一个难题，只见陈平安眉头微蹙，略作沉吟（当然，脑海里的图书馆早已开始高速运转）。
片刻之后，便能条理清晰、引经据典地给出自己的解答。
关于《春秋》笔法，不仅能准确说出三传的记载差异，更能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后世评价，分析出孔子下笔褒贬的不同侧重，甚至能提出几种不同的解读可能性。
关于程朱陆王之争，更是如数家珍，不仅能清晰辨析两派观点的核心差异（格物致知 vs. 致良知），还能追溯其思想源流，分析其利弊得失，甚至尝试着提出一种调和折中的看法（当然是以请教的口吻）。
他的回答，往往不止于解释字面意思，更能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思想内涵、历史背景、以及不同流派的观点碰撞。
其知识的广度、理解的深度、思维的敏捷度，都远远超出了方先生的想象。
甚至…
有时陈平安在阐述自己观点时，提出的某些新颖角度或独特见解，连方敬儒这位浸淫经学数十年的老学究，都闻所未闻，需要反复琢磨，甚至能从中获得新的启发。
“先生，关于‘天理人欲’之辨，学生以为，‘人欲’未必全然是恶。如饮食男女，乃天性使然，若能合乎‘礼’，便不失为‘天理’之体现。关键在于如何‘节制’，而非一味‘灭绝’。不知学生此见，是否过于浅薄？”
这种观点，在当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流思潮下，显得颇为“大胆”，却又隐隐契合了儒家某些更早期的、更人性化的思想。
方敬儒听了，往往会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和思考。
一开始的震惊，渐渐变成了麻木。
再后来，则是一种近乎“认命”的叹服。
妖孽。
这孩子，根本不是什么璞玉。
他就是个妖孽。
一个披着孩童外衣、脑子里却装着不知多少经纶的妖孽。
自己这点浅薄的学问，在他面前，简直不够看。
还想用难题镇住他？
简直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
罢了罢了。
方敬儒彻底放弃了用学问“压服”陈平安的念头。
也基本默认了这孩子偶尔“不务正业”的事实。
或许，天才的道路，本就与常人不同吧。
自己能做的，就是尽己所能，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至于他将来能走到哪一步，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于是，方先生不再刻意用难题去“刁难”陈平安。
而是真正将他视为一个可以平等交流、教学相长的对象。
讲解经义时，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鼓励他提出自己的看法。
遇到疑难之处，也会坦诚地与他讨论，听取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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