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檐角的铜铃还在风中摇晃着前几日的余韵，乌唯便已踏着晨霜，将一份装订整齐、墨迹未干的详尽报告呈至宋婉章的御案前。
宣纸之上，字字清晰如刻，明确记载着萧蝶——那位胡元通唯一的遗孀、唯一可能知晓内情的关键人物，竟是于狱中自行了断了性命。墨迹晕染间，似有若隐若现的寒意，悄无声息地漫过御书房的金砖地面。
与报告一同送达的，还有一卷封缄严密的审讯笔录。宋婉章指尖轻叩案几，目光扫过落款处“姜云”二字，心中已然明了——这份笔录，定是秦薇暗中指使姜云伪造而成。
人心如渊，此类借刀杀人、死无对证的伎俩，她早已见怪不怪。
人尽皆知，黄泉路远，已逝之人再也无法开口申诉，更无力推翻任何强加于身的供述。
此前负责审讯死者的姜云所言所语，便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板上钉钉的最终定论。
可偏偏，这份至关重要的口供，是在萧蝶身死之后才姗姗来迟。
宋婉章执起笔录，指尖划过纸面的褶皱，眸中闪过一丝冷冽的讥诮——她身为一朝君主，历经波诡云谲的朝堂纷争，又怎会愚笨到全然相信这般破绽百出的言辞？
显而易见，当事人死后才补交的这份口供，早已丧失了最基本的可信度。
虽宋婉章此刻尚未能完全洞悉其中关节，未曾联想到竟是秦薇胆大包天，授意他人暗中谋害了萧蝶，但她心中明镜似的清楚，在萧蝶之死这件事上，秦薇定然脱不了干系，绝未曾扮演任何积极角色。
或许是为了掩盖什么，或许是为了斩草除根，无论何种缘由，这份刻意为之的“死无对证”，都让本就扑朔迷离的局面，更添了一层迷雾。
如此一来，一个棘手的难题便赤裸裸地摆在了宋婉章面前：如今，该如何应对这般错综复杂的局面？
原本，胡元通自杀一案便疑点重重。这位忠心耿耿的将领，究竟是不堪受辱、愤而自尽，还是遭人胁迫、含冤而亡，始终没有定论。
而此刻，作为唯一知晓内情的当事人，胡元通的遗孀萧蝶也已撒手人寰，所有可能的线索都随着两条人命的消逝而断裂。
这桩案子，至此彻底沦为一笔彻头彻尾的糊涂账，真相被掩埋在层层叠叠的谎言与死亡之下，难见天日。
更令人恼怒的是，那表面上被指认为逼迫胡元通走上绝路的韩霍，面对所有指控，竟是牙关紧咬，坚决不认。
他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地辩解，声称自己对胡元通所做的一切，皆是严格遵循军法，完全在权限允许范围之内，绝无半分逾矩之处。其言辞恳切，态度坚决，竟让人一时难以辩驳。
他说：“是胡元通先拔刀对他不敬的，虽然对方有打王鞭可以上打奸佞，下惩刁民。但是我有可以先斩后奏自己下属的尚方宝剑，当时胡元通还是我的手下，他这就是以下犯上。”
而胡元通的同僚崔勒明，则更是圆滑世故。面对质询，他干脆矢口否认一切，无论旁人提及何种细节，皆是一口一个“我不清楚”“我们不熟”，甚至刻意摆出一副茫然无措的模样，仿佛自己与胡元通、与这桩案子毫无干系，纯属素昧平生之人！
那副极力撇清关系、做得八面光六面净的姿态，看得人心头发堵，却又无可奈何。
如此一来，鉴于目前能够直接定罪的确凿证据严重匮乏，再加上当下正值国家用人之际，边疆不稳，急需将领镇守。
于是针对韩霍逼死胡元通一事，众人即便心中存有诸多疑虑与不满，也只能选择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总不能因一桩证据不足的悬案，便自断臂膀，罢免一位手握重兵的边将。
此事交由大理寺与御史台共同审理多日，两方官员反复商议、推敲，又与宋婉章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权衡之后，最终得出了一份折中的裁决结果：剥夺韩霍在江北之地所拥有的人事任命权力，同时收回其税收征收权限。
这一裁决，看似惩罚轻微，实则精准地击中了韩霍的要害——削减其地方实权，却又保留其元帅头衔，既起到了敲打震慑的作用，又不至于引发边军哗变。
于是乎，韩霍再度被释放出来，依旧保留着江北区域元帅一职，只是手中的权力已大不如前。这场牵动朝野的风波，至此总算勉强画上了一个句号。
无人提及胡元通惨死的冤屈，也无人深究萧蝶之死的真相，唯有权力的天平，在无声无息中发生了倾斜。
胡元通的一条性命，最终成功换取到宋婉章得以实施一次针对边军势力的权力削减行动；与此同时，也让秦薇觅得良机，借此对朝堂之上的主战派系予以了沉重打击。
这对君臣，一个身为君主，意图收拢兵权、巩固统治；一个身为臣子，借机铲除异己、壮大自身势力，两人心中原本便心存此念，只不过恰好借助此次胡元通之死的事件作为契机，将各自的谋划付诸了实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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