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行为是当众打阅卷官的脸，除非是乡试主考官才可能这么做。乡试同考官都是从不同县里抽来的教谕，其身份与北京朝廷来的主考官天差地别，而且考完后大家一拍两散，同考官与主考官、同考官之间从此一生再不相见。所以湛若水主考南直乡试就搜了每个同考官的卷子。
但是会试主考官不太可能搜卷。所有的考官出身差不多，而且大家出了贡院大门还得经常见面。主考官敢得罪同考阅卷官的话，极有可能当场被阅卷官暴打，监考御史极有可能只当没看见。
礼房的同考阅卷官是张潮，四川内江人，跟李充嗣同乡。他事先被杨廷和交代过要废掉什么类型的卷子，杨慎也同为阅卷官，两人组成双保险，确保黜落杨植。
张潮决定看先经义试卷，再看四书试卷。
主考官毛澄出的礼经考题原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乡试会试的题目就是这样的一整段，所以考生往往更难答。小题怪题偏题考急智、考牵强附会，但是大题才检验考生是否能完整理解、阐述经义。
礼经之所以难，因为华夏的礼就是法，礼经就是华夏的法哲学原理。华夏观察天文、气象、山川等自然环境的变化，推导出个人的饮食作息、农耕工业、娱乐体育要顺应天时，乃至部落、国、天下的动员、战争、祭祀等社会性活动，都要与自然环境相一致。
所以礼经相当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礼经》中不但有很多章节讲天文、农时、动植物生长规律、人体生理卫生，还有很多章节讲社会组织应该如何规划设计。西化的现代人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华夏把男女爱情婚姻看成社会行为，要对社会负责，而不是所谓的私行为。
所有的考官都不明白为什么毛澄出这个礼经题。因为这段话，读书人非常熟悉，甚至于包括芸芸众生。
“越是出考生耳熟能详的题，越能考出考生的水平！”毛澄如是说。
张潮细思之下，认为毛澄在投嘉靖所好。嘉靖即位以来，不但喜欢订正大臣的奏疏，而且喜欢修改大明的典章礼制。说明嘉靖有自己的想法，不遵守旧制，不走寻常路。
确定了这个思路后，阅卷就好办了。
凡是礼经答题是王宠风格的，都被张潮打了叉。贵州云南广西的秀才在南京国子监读书的较多，里面肯定有不少人学王宠。没奈何，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一份试卷成功地引起了张潮的注意，那份试卷把“天下为公”的“公”，解释为“公室”，即统治阶级。
这种解释虽然少见，但并不是于史无征，前代确实有学者这么理解的。
这个考生的意思是：天下为公这一段，说的是天下人为统治阶级服务，统治阶级也为天下人服务。统治阶级是从天下人中选出来的贤良，受天下人监督，这才能达到大同。
张潮直觉认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别人对天下为公的解释简直就是不要中央朝廷，无官府主义无领导，真的是天真无脑。
这名考生跟王宠无关，而且符合嘉靖的思路，他的第一关算过了。
再看这名考生的四书三道答题，张潮笑了：答题风格明显是四川的，并且水平还可以。考生的八股文写得并不仓促，非常流畅，可见练习过这三道试题，有备而来。
整体来说，这八股文水平在中榜属于中等。
一个人的习性是很难改变的！肯定是哪个云南或贵州的考生在成都上了多年的学！
张潮把这名考生的卷子打了两个圈。
诗书易三经的考生多，但阅卷官也多，三经的卷子一平均分配，其他的阅卷官反而比孤经房的工作量少。
杨慎完成了阅卷，跑到张潮房间看张潮还有很多卷子没有翻阅，便主动请缨道：“前辈，需要我帮忙么？”
考生选择本经，并不意味着不读其他四经。杨慎状元出身，八股、五经不在话下。张潮不喜欢别人插手自己的工作，谢绝了杨慎的好意。
杨慎也不在意，就着烛光翻看张潮打过圈的卷子。
那份把“公”解释为“公室”的卷子，同样地引起了杨慎的注意。他笑着说：“这个考生挺机灵的，很会揣摩上意！”
张潮浏览着其他的卷子，随口说道：“这种观点鲜明又小众的卷子，其实很容易过关的！”
杨慎突然感觉一激灵，连忙翻开该考生的四书卷子默读一遍，读完后笑着说：“这份卷子像是女人写的！”
张潮非常好奇，问道：“你如何看出来的？”
杨慎指着卷子道：“这考生的文章，其对仗、节奏不够铿锵有力，还有些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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