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T，二二三，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
这个名字念起来拗口，写起来繁复，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化学界，它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存在。一八七四年，奥地利化学家蔡德勒首次在实验室中合成了这种化合物，但彼时无人知晓它的真正价值，它只是被记录在某篇晦涩的论文中，然后被遗忘在了历史的尘埃里。直到一九三九年，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穆勒重新发现了它惊人的杀虫效力，这种白色的结晶粉末才真正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这个时代，它是神药，也是死神的克星。
不，准确地说，它是死神手中那把镰刀的克星——专门用来收割那些替死神传递瘟疫的微小使者。
对于昆虫而言，这层白色的粉末就是无法逾越的冥河。它无色无味，轻如鹅毛，却比世间任何毒药都要致命。它不需要被吞食，不需要被吸入，只需要轻轻一触，仅仅是昆虫纤细的足肢与那微小的晶体颗粒产生最轻微的接触，便足以宣判死刑。
此刻，古县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屋瓦，每一段墙根，都覆盖着这层薄薄的、几乎肉眼难辨的白色粉末。它们是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内，由苏勇麾下的防疫分队，用最原始却最有效的方式——人工喷洒——一寸一寸铺设上去的。
那些刚刚从陶瓷碎片中挣扎而出的跳蚤，对此一无所知。
它们被封装在特制的陶瓷弹壳中，与感染了鼠疫杆菌的鼠血混合在一起，经历了高空的严寒和气压变化，又在坠落的瞬间承受了剧烈的撞击。陶瓷外壳碎裂的刹那，光线涌入，空气涌入，那些蛰伏已久的微小生命本能地苏醒了过来。
它们的身体只有不到三毫米长，呈深褐色或黑色，扁平的体型使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粒粒会移动的芝麻。但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制造过比任何战争都要惨烈的浩劫。十四世纪的黑死病，夺走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而罪魁祸首，正是这些不起眼的跳蚤。
此刻，它们本能地想要跳跃。
跳蚤的后腿中储存着一种名为节肢弹性蛋白的特殊物质，这使得它们能够跳出自身体长一百五十倍的距离。这是自然界最惊人的弹跳能力之一，如果将其等比放大到人类的尺度，相当于一个人轻松跃过一座三十层的高楼。
它们想要寻找热源。跳蚤的触角上分布着极其敏感的热感受器，能够探测到数米之外哺乳动物体表散发的微弱热量。在黑暗的陶瓷弹壳中饥饿了太久，它们迫切地需要一顿血餐。
它们想要将腹中那致命的鼠疫杆菌注入温热的血液中。这并非它们的本意——跳蚤并不知道自己携带着什么，它们只是饥饿，只是想要进食。但鼠疫杆菌已经在它们的前胃中大量繁殖，形成了一个致密的生物膜栓塞，堵塞了消化道。这意味着，当跳蚤试图吸血时，血液无法进入胃部，反而会被连同大量细菌一起反刍回宿主体内。
这是一种残忍到极致的生物武器设计。
然而，它们的足肢刚一接触地面，刚一沾染上那微不可见的白色粉尘，死神的镰刀便已挥下。
不，这个比喻不够准确。死神的镰刀是干脆利落的，而DDT的杀戮方式，远比镰刀更加残忍，也更加彻底。
DDT作为一种接触性神经毒剂，它的分子能够迅速穿透昆虫体表的几丁质外骨骼，进入体内。一旦进入神经系统，DDT分子会精准地锁定钠离子通道——那是神经信号传递的关键枢纽。正常情况下，钠离子通道在传递完一个神经脉冲后会迅速关闭，为下一次信号传递做好准备。但DDT会强行将这些通道卡在的状态，使得神经元不断地、疯狂地、毫无节制地发射信号。
这就像是一台收音机的音量旋钮被焊死在了最大档位，所有的频道同时以最大音量播放，直到整个系统彻底烧毁。
它的起效并非瞬间炸裂，而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定身术。先是不可控制的颤抖，然后是剧烈的痉挛，接着是完全的瘫痪，最后——死亡。整个过程，短则数十秒，长则数分钟，取决于接触剂量的多少。
而苏勇铺设的剂量，足以让这个过程缩短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何莫修瞪大了眼睛，透过手中的高倍望远镜，死死盯着旅部大楼下方的一处院落。
那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青砖灰瓦，院中有一棵老槐树，树下原本摆着一张石桌和几个石凳。在疏散命令下达后，这里的居民早已转移，院落空无一人。但此刻，一枚陶瓷弹刚刚从天而降，砸穿了老槐树的枝桠，在石桌上炸裂开来。
何莫修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恐惧——虽然恐惧确实存在——而是因为一种近乎窒息的紧张。他是一个微生物学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陶瓷碎片中藏着什么。他也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DDT失效，等待这座城市的将是怎样的地狱。
鼠疫，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传染病之一。腺鼠疫的致死率高达百分之六十，而肺鼠疫一旦发展到晚期，致死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感染鼠疫几乎等同于被判了死刑。患者会在高烧、谵妄和剧痛中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天，淋巴结肿大如鸡蛋，皮肤因为皮下出血而变成可怖的黑紫色——这也是黑死病这个名字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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