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党执政后，各项新法先后恢复，并根据神宗时推行新法的弊病，作了些改进，以便于推行，但也采用一些元佑时制定的法规。
赵煦这个人，年幼时非常喜欢读书，涉猎广泛，尤喜唐人律诗。同时擅长书法，元人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称其“翰墨亦佳”。 高太后听政时，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赵煦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赵煦年幼，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朝堂上，赵煦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高太后奏事，背朝赵煦，也不转身向他禀报。以致赵煦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
元佑更化时期，旧党恢复熙宁变法时期废止的“诗赋取士”，定制以诗赋、经义两类取进士。到赵煦亲政后，完全恢复新法，“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试策”。在科举中更以策论试题明确表示朝廷的主张，以应试者是否斥责元佑主政者司马光等来定弃取，开了党争直接干预科举的先河。
说到哲宗皇帝恩怨分明的方面，有一件事可以佐证：
宰相苏颂在执政时，见赵煦年纪小，每逢大臣有事上奏，都取决于高太后。偶尔赵煦有话要说，有时无人应对，只有苏颂在奏报太后后，必定再禀告赵煦。赵煦凡有要事宣读，苏颂必定告诉群臣，让他们俯首听命。赵煦亲政后，元佑年间的旧臣都遭贬职，御史周秩想一并弹劾苏颂，赵煦说：“苏颂素明君臣之义，不要轻率议论这位国家的元老。”
绍圣元年，元日。
曾公亮从子、定州通判曾孝广（字仲锡）从京师给苏东坡寄来了曾坑（宋时福建建安北苑苏氏园的最高处。其地产茶，因亦以为茶名）茶，并给东坡寄了诗文，东坡唱和为谢。
正月十五，庆祝完元宵节，次日东坡先生与李之仪、王几仁，孙敏行等人一起读陶诗，对于陶诗中“道狭草不长，夕露沾我衣”句，东坡还发了感慨说，世人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愧者多矣！
年节过后，定州由于雨水为害，粮食减产一半以上，老百姓不断有人到衙门里找苏东坡祈请缓交秋税。而缓交秋税又都超出了苏东坡的权限。既然不是因为河水泛滥而歉收，就只能按照《编敕》的规定办，但这种坐视不管的态度似乎也不符合朝廷仁爱百姓的本意。
东坡本想将常平仓的粮食赊贷给百姓，但又担心有些人到时候抱着被放免的侥幸心理而一直拖欠。因此，苏东坡上书朝廷，想将常平仓的粮食按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以平抑日渐增长的粮价。对于这种变相救济灾民的做法，朝廷给予了允准。
东坡寄给雄州守王崇拯（字拯之）一些中山松醪酒，还寄了诗。关于中山松醪酒，还与东坡先生有着极深的渊源：
哲宗年间，苏东坡出任定州太守。由于爱饮松醪酒，苏东坡根据当地的松醪酒酿造工艺，亲自收集材料，以当地的黑龙泉水自酿松醪酒。由于中山国曾定都于定州，所以苏东坡便把自己在定州酿制的酒称为“中山松醪酒”。
后来，苏东坡作《中山松醪赋》，赞美松醪酒“味甘余之小苦，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葡萄”。其赋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传世之作，中山松醪酒的美名也随之传遍四方。
中山松醪酒以河北定州所特有的黑龙泉泉水为基础，辅以多种传统的名贵药材，经多道科学工序蒸制发酵酿制而成，享有“一口品三酒（米酒、药酒、白酒），五味（醇味、松香味、蜜味、酸味、苦味）归一盅”的美誉。冬饮可加热，夏饮可加冰。松醪酒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医药学珠联璧合的产物。从传统文化上讲松醪含有“长寿、康健、美好”的文化内涵，从传统医药学上讲松叶、松膏具有驱风散寒、滋阴驻颜、消肿利水之作用。
对东坡兄弟有着知遇之恩的太皇太后、宣仁圣烈皇后高氏的山陵礼毕，祔其神主于太庙后，东坡先生上了慰表。
到了子由的生日，东坡先生赠以檀香观音像以及诗文为寿，还将《中山松醪赋》书写了一遍以赠。
对于东坡上书降价出售常平仓粮食的事，苏东坡后又经过调查，发现民间匮乏的百姓很少有现钱来买粮食，而定州省仓里的大米，竟有熙宁八年和元丰三年购进的陈米，这些陈米由于年久变质，只能搭配着逐年卖给厢军。若按规定的每次只能搭配五百石，这些陈米搭配着卖完尚需三五年光景，显然届时将更加陈坏。
因此，东坡先生又马不停蹄地上书朝廷，计划将定州两座仓库现在的陈旧白米两万多石，分别借给民间有田产的上等人家，由他们作保，再分别借给他们的佃户和生活困难的下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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