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苏东坡、范祖禹以及韩忠彦看人的眼光之独到，也充分证明了小龚的不负众望。
俗话说，越是怕，狼来吓。
苏东坡担心的事终于来到了，侍御史贾易上书论苏东坡元丰八年五月一日在扬州的题诗心存不善，并论及了苏辙的一些事，意欲将苏轼兄弟一网打尽。
贾易的原话是：
尚书右丞苏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其兄轼，昔既立异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领，聊从鼠斥，以厌众心。轼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暨先帝厌代，轼则作诗自庆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是大有年。”此诗原本书于扬州上方僧寺，自后播于四方。轼内不自安，则又增以别诗二首，换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从而语诸人曰：“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且置田极小事，何至“野花啼鸟亦欣然”哉！
又先帝山陵未毕，人臣泣血，号慕正剧，轼以买田而欣踊如此，其义安在？谓此生无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说乎？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受者也。后于策题，又形讥毁，言者固常论之，及作吕大防左仆射麻制，尤更悖慢，其辞曰“民亦劳止，庶臻康靖之期”，识者闻之，为之股栗。
夫以熙宁、元丰之政，百官修职，庶事兴起，期间不幸，兴利之臣希冀功赏，不无掊刻，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于周厉王之时《民老》、《板荡》之诗刺其乱也。
轼之为人，趋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以自异为不群，趋近利，昧远图，效小信，伤大道，其学本于战国纵横之术，真倾危之士也。先朝行免役，则以差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役法，轼则以免役为便民，至敢矫称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羡钱尽买天下附郭良田以给役人，向使朝廷轻信而用之，则必召乱，赖言事者排其谬妄，圣明察见其倾邪，故斥其说而不用也。
其在杭州，务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皆无罪之人，今则渐蒙贷免矣。既而专为姑息，以邀小人之誉，兼设欺弊，以窃忠荩之名。如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轼则张大其言，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彼年饥馑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岂有更甚于此者。
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乞赐度牒卖钱雇役，闻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插之类，虐使扞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与公私并无利害。监司畏其强，无敢触其锋者，况敢检按其不法耶！今既召还，则盛引贪利小人相与倡言，圣眷隆厚，必求外补，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轼、辙之心，必欲兄弟专国，尽纳蜀人，分据要路，复聚群小，俾害忠良，不亦怀险诐覆邦家之渐乎！
臣自被命以来，数使人以甘言诱臣者，或云轼深叹美，恨相知之晚，或云今之除授，辙有力焉，而臣之朴愚，不喜诡随，不知为身谋，故漠然未尝答也。
最后，贾易还启奏朝廷，“伏望圣慈览观用人得失，所系轻重，赫然发于睿断，特行斥免（苏东坡），天下幸甚。”
贾易的劄子递上去之后，翌日，太皇太后封付吕大防、刘挚，且谕令未得遍示三省官。
苏东坡得知贾易的举动后，赶紧上书《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详尽地解释了贾易所揭发的秦观的私事，以及自己与赵君锡的交情。并承认自己作为侍从官曾与位居谋臣位置的弟弟苏辙谈论过国事，不应该对别人讲，以至于被谏官弹劾。自己如今已经告假在家反省，请求朝廷详加调查。以加重处罚。
总之，苏东坡此时除了对仕宦生涯感到心慌意乱外，还得百般辩解，以求自保。
我们知道，从今天看来我们能够明白东坡主持修浚西湖的意义所在，但当时的贾易之流却不会明白，只会认为是劳民伤财。
同日，执政官吕大防、刘挚与苏辙等论奏于延和殿。
苏辙奏曰：昨日见到了赵君锡的奏章，说我与兄长对外商讨国事，晚上回到家，兄长承认确有此事，然而没有任何的个人目的，如今已在家待罪。微臣的兄长之所以知道朝廷的文字，实缘自己退朝时语及朝政，所以自己也自请外任，认罪认罚。
苏辙退下后，太皇太后单独留下吕大防及刘挚商讨此事。
太皇太后谕旨曰：贾易排击人太深，须与责降。
吕大防对曰：易诚过当，然遽责降，则恐言事臣僚不见因依，定须论列。今若早欲定叠，不若并苏轼两罢为便。
太皇太后准许了宰相吕大防的建议，仍意犹未尽地交代道：贾易的任职不可太优越！
数日后，朝廷的诏命下达：
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而贾易知庐州（今合肥），二人离得不算太远。本来苏东坡想依照恩师张方平之意乞请南都，但因为曾巩之弟曾肇（字子固）曾乞求出任该郡，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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