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六年（1091）六月间，兼任提举黄本（宋时称用雌黄书写的国史）的苏东坡发现，秘书省官员每日校书背面二十一纸，方准入内。
而黄门黄洙传达圣旨说，秘书省入伏，午时住修文字，末伏依旧。东坡先生作为长期操弄文字的人，深知秘书省官员的苦衷，因此上书朝廷欲乞于所校功课减半，候过末伏日依旧。
这次上书，朝廷顺利地批准了。
钱塘僧人思聪（闻复），是东坡守杭时一位叫彭九的小童子正式皈依佛门，剃度做的和尚。此人七岁即善于弹琴，十二岁放弃弹琴而学习书法，字有所进后又学习作诗，秦观曾摘取《楞严经》中文殊菩萨的话，为他取字为“闻复”。
如今，这位小和尚要自京师回归钱塘孤山，他将自己的诗集拿来让东坡先生看，东坡将其诗集命名为《水镜集》，并为之作了序。
吴郡陆广秀才施《圣散子》方并药于京师，东坡先生感而作《圣散子后序》。王诜驸马画了一幅《邢和璞房次律悟前生图》，苏东坡题了偈子后赠与柳子文。
贺铸在李清臣、范百禄及苏东坡的举荐下，改为西头供奉，入文资，为承事郎。
贺铸，字方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于外戚之家，又娶宗室之女，却因个性倔犟，颇得罪了一些人，一直当不了高官。晚年退居苏杭一带，自称庆湖遗老，有《东山词》传世。因那种耿介高傲的性格，贺铸有些词写得意气慷慨、境界阔大，略近于苏轼只是少些高逸之思，多些凌厉奇崛的味道。
贺铸是一位个性和词风都非常奇特的词人，截然对立的两面在他身上和词中都能得到和谐的统一。他长相奇丑，身高七尺，面色青黑如铁，眉目耸拔，人称“贺鬼头”。其词却“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为人豪爽精悍，如武侠剑客，却又博闻强记，于书无所不读，家藏书万卷，而且手自校雠，“反如寒苦一书生”。
豪放词风从苏轼的别开生面到辛弃疾的蔚然成风，贺铸这类硬语盘空、英姿磊落的词，应是其间的重要过渡。其慷慨豪纵之作，影响较大，如辛弃疾就受其影响。他的词作多从唐诗取其藻菜与故实，这种词法则影响到周邦彦，以至于时人以 “贺、周”并称。
东坡先生接到敕令，要求给已故的中散大夫、同知枢密院赵瞻的撰写神道碑。
苏东坡一贯不喜与别人撰写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们众所周知，东坡只好给朝廷上书辞免这件差事。东坡解释道，此前撰写《司马光行状》，那是因为老先生曾给自己的母亲撰写过埋铭。而为范镇撰写墓志铭，那是因为范镇老先生与先父苏洵交情极深，不能不撰。及奉诏撰写司马光、富弼不敢坚决推辞，然而终究不合乎自己的本意。况且自己如今已是老病废学，文词浅陋，已经不能胜任此事了。
几天后，苏东坡又上了乞郡劄子，并说自己在朝中会引起不必要的攻击，以至于朋党之祸。
东坡先生知道，自己平素最讨厌程颐之流的奸诈嘴脸，时常不免会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所以程颐的学生兼死党贾易就时时在寻隙报复，自己在杭州任上刺配恶棍颜章等人就被贾易等人奏报。关于孔文仲不被程颐所利用之事，也被贾易污蔑为苏辙泄露了朝廷的密令。
如今贾易又被提升为御史台的二把手，手握大权，多数人的进退升降皆出于其口。因此，苏东坡觉得自己应维护圣上的体面，假如因小人的污蔑被外放则会亵渎了圣上曾经的眷顾。所以，这次是铁了心的奏请朝廷可怜体察自己这样一个衰老之人，早放自己出任一个地方官。
接着，苏东坡又连上了两道劄子。
一是乞求朝廷体恤民企民情，早日救济苏州、杭州、湖州与常州一带受灾的民众。二是向朝廷举荐了杭州的前同事、左朝散郎、佥书杭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程遵彦，此人“吏道周敏、学问该洽，文词雅丽”，尤其是事母至孝，只因母亲反感妻子，就果断休妻，十五年不再续娶。
朝廷上下，贾易除加紧搜集苏东坡的罪证外，已经在着手释放杭州的恶棍颜章、颜益兄弟。所以，东坡又不得不上书朝廷，恳请一定要外任。
应梓州知州周尹（字正孺）之请，为元佑三年在朝诸人送其知梓州时所作诗集作了跋文。本来东坡先生得知周正孺将要任满，欲向朝廷乞求到梓州接任，谁知梓州的百姓都像要离开父母一样拼命挽留，于是朝廷准许了梓州百姓的请求，让周正孺又留任了几年。
在朝中的日子里，东坡先生又重操旧业，在王驸马的《挑耳图》后作了跋。湖州人张大亨（字嘉父）来访京师，此人对《春秋》颇有研究，着有论《春秋》专着。东坡先生见了老张，顿时来了精神，遂与之畅谈了有关《春秋》的奥义。
龚夬这位年轻人，作为考官的翰林学士范祖禹“奇之”，尝对东坡言，夬文可以经世。在东坡的举荐之下，被朝廷诏为着作郎。而参政知事韩忠彦力言夬之忠直可补弹纠之职，遂又被召为殿中侍御史。上任后，即抗疏明元佑党人之冤，此上疏被朝廷采纳，为徙党人于内地。又弹劾蔡卞与章惇之奸，在君侧则蔽主德，在州郡则害苍黎。蔡京衔（接受）之，谪二人为监扬州酒税，后以其名入元佑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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