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募役法（又称免役法）
王安石“募役法”所要变革的役，便是差役、职役，于熙宁四年颁布实施。
所谓职役，即乡户应征至州县衙门充任公人，或者在乡村充当基层行政人员，协助地方政府治理基层。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免役法实施前的差役法中，充当衙前或里正的农户负担往往最重，他们分别负责运送官物或看管粮仓等重地，里正还要掌管催缴赋税。如果遇到官物伤耗，或是税赋短缺，必须得照数赔偿，因此这些农户往往是“倾家而不能给”。
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募役法也是在唐朝的基础上制定的。此法令使得原本拥有免役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也不得不交钱，这直接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也为日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的大多数内容都不是老王想破脑袋自己想出来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以及历史长期以来演变而成的。
6.方田均税法
颁布此法的起因是素有河北“粮仓棉海”之美誉的肥乡县，按田赋征税底册征收税赋，根本就无法征收到位。河北转运使杨偕面对这种现实，忧心忡忡却一筹莫展。税赋收不上来没法向朝廷交代，动用国家机器强行征收又唯恐激起民变，引发社会动乱。
恰好时任大理寺丞的郭谘与杨偕私交甚厚，知道这件事后对杨偕说：“处理这件事并不难，如果让我走一趟，可以马上解决。”杨偕非常高兴，马上上书仁宗皇帝，要求借用郭谘到肥乡县承办棘手的赋税征收事宜。皇上准奏并派遣秘书丞孙琳做为副手协助郭谘摄肥乡令。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郭谘上任伊始，即与孙琳深入肥乡县的社会底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民意，征求百姓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实际丈量土地，根据占有土地多少确定税额的方案：方田均税法。
据《肥乡县志》记载，当年肥乡县免除无地而有租税者400家，纠正有地而无租税者100家，收取逃漏税款80万，逃亡的农民又重归故里安居乐业了。
熙宁四年(1071)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方田均税法的施行减少了隐田逃税现象，在此法实施的十三年里，共清查了占当时全国54%的田产，丈量出大量隐瞒土地，诸如“诡名挟佃”、“隐产漏税”和“产去税存”等弊端得到了部分地清除与纠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而且方田均税法采用梯级纳税，比较科学。
方田均税法虽然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也不可避免的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7.农田水利法
北宋时期，因土地兼并，赋役不均，水利失修，田多荒废。凡吏民能提出土地种植方法，指出陂塘、堤堰、沟洫利弊，且行之有效，可按功利大小给奖。还奖励人民在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开垦荒废田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
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二年 （1069）颁行农田水利法，派出各路常平官专管此事。
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此法令在颁布后的七个年头里，当时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灌溉民田36万多顷。
在“农田水利法”下达全国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就已达处，灌溉民田更是高达亩。熙丰年间全国修复和新建的较大规模灌溉工程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京西路，即河南中西部的建设是最多的，这无疑是因为京西路此前乃水利荒废的重灾区。
熙宁时期农田水利法的规模与成效，官员为督促田户修整陂塘，甚至采取了鸣鼓督催的方式，堪称一场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运动。这些工程不但在当时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其带来的长远利益甚至一直延续到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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