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本为瑞兽，据说鹿千年才能化为苍色，再过五百年方能变成白色。因此白色的鹿，古时以为祥瑞。
苏轼父子均感到稀奇，于是都作诗记述了此事。
舟行长江中，天上忽然飘起鹅毛大雪。作为文人的苏轼父子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于是，父子三人就玩起了限字作诗的游戏，聊以解闷。
他们此次作诗的目的是描摹雪景之状，但要效仿欧阳修创立的体例，即比喻雪不能用盐、玉、鹤、鹭、絮、蝶以及飞舞等字眼，并且也不能使用皓、白、洁、素等修饰之语。超常的难度，只能用一些类比或联想的方式去遣词造句，来达到描述雪的意象。
让我们仅抽取苏轼的两句诗，看他是怎么写的：
“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帷。沾裳细看巧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
就这样，苏轼仅用寥寥数语，雪花的晶莹与雪天的寒冷已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了。
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里，这种比喻的运用按说也并不鲜见，和苏轼一样写雪比较精彩的句子还比如有：面堆金井，谁调汤饼；玉满天山，难刻佩环。等等。
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时，映入苏轼眼帘的是，在这个与屈原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而此时，距屈原投汨罗江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身为一代青年才俊的苏轼，在两年前就已进士及第，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于是有感于屈原的高洁品性，和后人对屈原的尊崇，写下《屈原塔》这首诗。
苏轼认为，忠州原本并无此塔，可能是后人为了追思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需要，才专门建造的。
屈原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被誉为“诗魂”、“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从他开始，我们中华民族才有了专门以文学着名于世的作家。
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因为屈原是在端午节这一天死去的，所以“端午”便演变成了我国老百姓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闻一多先生认为把端午节和屈原捆绑在一起，是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才出现的，而“端午节”却是早已存在的。
文化学者胡适先生甚至怀疑是否真的有屈原这么一个人存在，因为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之前，史书上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在司马迁之前至战国屈原所在时期几百年这段时间里，对屈原的记载是空白的。屈原是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才首次出现的，如果真的有屈原这么牛的一个人，史书上是不该缺席的，司马迁有可能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故事写成的《屈原列传》。
游览完了屈原塔，苏氏父子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忠州城南数十里的长江对岸翠屏山中的望夫台。
关于“望夫台”，仍是由一类老套的传说版本化来：昔人出游，数年累岁而不还，其妻登山望之，久乃化为石。
可苏轼看在眼里的却只有舟行江上，人来人往，“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望夫台在忠州南数十里》），“望夫石”的凝立不动，正投射出人世间熙来攘往的过客匆匆。
中国的文学是一脉相承的。自《诗经》与屈原创立《楚辞》以来，前赴后继出现的继承衣钵者有：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等数不清的文学精英。
到了刘禹锡，又发明了竹枝词。再到宋代的苏轼，更是对竹枝词也情有独钟。
竹枝词，是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过来的竹枝，又名“巴渝辞”“竹枝子”等。
刘禹锡在任夔州刺史时把当地民歌变成了文人的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之后的人们对竹枝词越来越有好感，便有了“竹枝”的叫法。
“竹枝词”的特点是每句第二字俱用平声，其余的字平仄不拘。
此时，流连于忠州的苏轼经过考证，认为竹枝词本为楚声，其特点“幽怨恻怛”，若无深深的悲情，断不能歌之！比如古楚人因为怀念舜帝的二妃湘夫人、思念楚怀王或者是同情楚霸王的这类场景，就最适合用这种曲调。
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这种情调，苏轼亲自操刀做竹枝歌共九章，一章四句，第一第二第四句分别押平声韵。由于苏轼的爷爷叫苏序，为了避开爷爷的名讳，苏轼只好把自己作于竹枝歌前的序改成了“引”，且在苏轼日后的所有作品中均是如此处理，不再赘述。
诸位若是对竹枝词感兴趣的话，可网搜一下刘禹锡着名的《竹枝词九首》和苏轼的《竹枝歌并引》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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