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
制度背景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为了加强对全国财政的管控，规定各布政司、府州县每年需向户部呈送包括钱粮税款和军需在内的收支账目，且账目必须与户部所掌握的完全相符，如有不符则需返回原地重新填写并盖章后再上报。
实际操作与潜规则形成
由于当时交通极为不便，地方距离京城路途遥远，一旦账目被驳回，重新往返盖章耗时费力。于是，一些头脑灵活的官员想出了携带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表册的办法，这样一旦账目出现问题，便可以在京城就地填写，无需再返回原地。
案发与朱元璋的反应
洪武九年（1376年）或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偶然发现了空印文书的情况，他认为这是官员们相互勾结的欺君行为，顿时雷霆震怒，下令严惩有关官员。
案件争议
- 案发时间争议：《明史》记载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但方孝孺所着的《先府君行状》表明其父方克勤在洪武九年受空印案牵连被杀，所以洪武九年的说法也被很多人认可。
- 涉案人数争议：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认为空印案连坐被杀的多达七、八万人，但《明史》中只记载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并充军远方。
郑士利上疏
空印案发生后，浙江宁海人郑士利抓住朱元璋下诏求直言的机会，写了一封万言信送到御史台，为涉案官员鸣冤。
后续影响
- 制度方面：朱元璋将有关条陈写进大明律法，制定了各种违反公文制度的条款，完善了文书制度，如明确规定文书格式、印章使用方法、审核流程等，杜绝空印文书再次出现。
- 政治方面：此案过后，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并另设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散了地方的司法权和军权，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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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案：
胡惟庸其人
胡惟庸是明朝开国功臣之一，与朱元璋同乡。他在明朝建立初期被任命为丞相，起初凭借“曲谨事上”赢得朱元璋信任。但随着权力的增长，他变得专权跋扈，权力欲极强且阴狠植党。
案发前矛盾积累
- 权力膨胀与朱元璋的不满：胡惟庸任丞相期间，生杀废黜等大事不经请示朱元璋便擅自执行，还扣下不利奏章伺机报复，追求功名之徒及失去职位的军人、武夫竞相贿送金帛、名马等，引起朱元璋的猜忌与不满。
- 机构设置与权力制衡尝试：洪武十年，朱元璋创建通政司，规定臣民言事中书省不许折阅，必须原封转呈皇帝，并升胡惟庸为左丞相，起用汪广洋任右丞相加以牵制，但局面未得到根本性改观。
案件导火索及初步处理
- “阻贡”事件：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使者进贡，因中书省未安排进献时间，使者被赶到承天门前，胡惟庸、汪广洋相互推诿，朱元璋大怒，将二人及礼部官下狱。
- 汪广洋被处死：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毒害刘基，朱元璋审问汪广洋是否知情，汪广洋矢口否认，朱元璋以“朋欺”罪处死了他。
案件扩大及株连
- 胡惟庸被诛及“云奇告变”传说：洪武十三年，涂节、商暠、陈宁告发胡惟庸不法之事，胡惟庸被以“擅权植党”罪名处死并诛灭三族，涂节、陈宁也一同被处极刑。此外，还有“云奇告变”的说法，但存在诸多争议。
- 后续株连：洪武十八年至二十三年，陆续有人被告发为胡党。如李存义被罢官免死；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封绩供出胡惟庸曾向元朝残部借兵助反等，朱元璋借此兴大狱，李善长等众多开国功臣被牵连，遭到株连者达三万余人。
案件影响
- 政治体制变革：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在地方废除行省制，设立三司。
- 政治氛围转变：朱元璋更加疑神疑鬼，对朝臣严密监视，实施更为严厉的法制和行政手段，政治氛围变得高压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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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桓案：
案件详情进一步披露
- 贪污细节与金额：郭桓等人不仅私吞太平府、镇江府等府赋税及浙西秋粮，还在征收赋税时巧立多种名目中饱私囊，如征收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据统计，他们总共贪污的粮食折算后高达2400万余石精粮 ，涉案金额巨大，相当于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
- 牵涉人员范围：此案牵连极广，除了户部侍郎郭桓外，还涉及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兵部侍郎王志等六部高官，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被处死。地方上，全国十二个布政司的官吏也多有牵涉，包括布政使司李彧、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等，甚至连基层的粮长也未能幸免，系狱拟罪者数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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