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大山上热热闹闹的正在大搞建设，但距此十万八千里以外的东海却牵动着大清朝核心的心。
占领定海补充了后勤之后，英国舰队一路北上直奔大沽口，天津开始告急。
道光皇帝一开始态度强硬，传谕给当时的直隶总督琦善：“不准通商，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
要求琦善不准和谈、率兵”剿办“。
然而仅仅6天后，道光帝在收到琦善大沽口“炮位陈旧、兵力不足”的回奏后，马上改变了态度，谕令琦善：“督饬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
此时的道光帝意识到有可能打不过英军，于是开始接受和谈。
1840年8月9日，英国舰队驶进大沽口，将大炮对着大沽口炮台进行威慑，大沽口炮台危如累卵。
数日后，琦善在道光皇帝的授意下派人与英军接触，英军向清政府递交了《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指责清朝政府，指责林则徐粗暴对待英国商人，要求清政府割地赔款并惩戒林则徐。
琦善派人将英军书信送往京师，并在附折中详细汇报了英军舰队的情况。
道光皇帝看完奏折，认为英国舰队如“海中鲸鳄，来去无定”，开战不仅劳民伤财，而且胜负难料，而与英军和谈则“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
此时，道光帝以为，只要惩处了林则徐，英军自然就会撤退。
于是直隶总督琦善奉命与英军代表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但琦善哪里敢割地，只能含糊其辞。
双方你来我往僵持了一个月，会谈没有任何进展。
琦善含糊其辞地表示“定能代申冤抑”，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英军必须“返棹南还，听候办理”。
双方展开了谈判拉锯战。
最终英军由于水土不服，士兵中爆发了疫病。英军迫不得已同意从大沽口撤军，同意将谈判地点改成广州。
大沽口危机解除，京师暂时安全了。
能够让英军从天津退去，琦善在道光帝心目中顿时成为了有用之人，话语权极大提高。
为了能够给谈判创造有利条件，琦善伙同主张议和的军机大臣穆彰阿、浙江钦差大臣伊里布等朝臣向道光帝夸大英军军力，诬指林则徐允许烟片贩卖后又反悔禁烟，激起英国发动战争，将所有战争责任归咎林则徐身上，主张“罢战言和”，要求进行谈判。
八月下旬，道光帝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与英人谈判，九月初又革林则徐、邓廷桢职，任琦善署两广总督兼海关监督。
由于林则徐禁烟举措深得人心，在广东又提前筹措防务，恰好英军也未曾准备进攻广州，老百姓心目中自然把林则徐看成英明神武英雄般人物。
林则徐被革职时，当地群众感到非常不满。他们不管皇帝怎样说，怎样做，纷纷到林则徐的住处慰问，人数之众，阻塞了街巷。
他们为林则徐送伞、送靴、送香炉，还送来了52面颂牌，深切地表达着自己对英雄的敬仰和对朝廷的抗议。
时隔两天，消息传到最偏远的的防城县，防城县县衙书房里，知县李九章第一次破口大骂出狗皇帝，把师爷吓的连忙上去要捂住李九章的嘴。
李九章推开师爷气的将桌上砚台抓起，狠狠的摔在地上，断成几片。
此时的李九章既为林则徐大人惋惜，也为自己命运而不忿，本想跟着林则徐大人后面建功立业，现在却成为一个笑话。
新任的钦差大人琦善本就禁烟一事与林则徐政见不同，自然林则徐的旧吏门生一概都要靠边。
个人命运或许不言之，但若琦善主政广东，势必与英人和谈，此后，鸦片将在大清长驱直入，祸国殃民，难道皇上就不知道此危害吗。
李九章一想到鸦片的危害，浑身气的发抖，但又觉得毫无力气，整个人嘭地一声坐向了太师椅，眼神涣散。
师爷唤了几声，李九章才回过神来，挥挥手示意师爷自去，他要好好静静。
确实，他此刻要静下来思考，国之策，他无资格参与，但一家老小的未来系于他身上。
琦善主政广东，稍一询问，自然就会有人告知有哪些官员追随林则徐，他必然列为其中之一。
嗣后，能安稳呆在防城县当直线，就算琦善高抬贵手了，说不定就找个理由摘去顶上花翎了。
唯今之计，只能相机而动，越低调越好，暂时估计琦善忙于谈判，也无精力动官员。
李九章于是摊开信纸，开始寻思写几封信，寻求同年的帮助，看看能不能从京师或者其他地方入手，从防城县调走。
哪怕是更差的地方，也比留在防城县被人下一步捉弄要好。
但提起笔来，又无法落下，同年中，又谁能有这个本事，有这个本事的岂不为自己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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