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仔细看完了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之后，赵顼由此更是坚定了变法图强的决心。次日，他再次召见王安石并对其说道：“朕昨日已经仔细地看了爱卿的奏疏，想必爱卿对今后的工作已经有了详细的计划，还请为朕细言。”
赵顼对于朝政革新已经是急不可耐，可王安石毕竟还是要更为沉稳一些。他说变法之事规模宏大，而且其中所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泛，他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皇帝侍讲的身份以讲学的方式为赵顼详细讲解变法的诸多细节。赵顼虽然猴急得不行，但王安石的话也是很有道理的，他只好同意。
此时在赵顼身边担任侍讲的“帝师”至少有三位，分别是司马光、吕公着和王安石。司马光和吕公着每天给赵顼所讲的课当然是儒家那一套传统的为君和治国之道，但王安石所讲的内容却是处处事关变法革新。
宋朝看样子马上就要变天了，这是自打王安石进京之后就在宋朝士大夫阶层里所形成的一种共识，但这事赵顼和王安石都没有明说，司马光等人也不敢把话给直接挑明，可彼此间暗中的较量在这时候却已经开始。当然，既然新法未曾开始甚至连一个影子都没有，那么也就谈不上什么反对者和支持者，可这无碍于司马光表明自己在治国理政上面的思想和理念。为此，他和王安石这对相知已数十年之久的老友必然会在这方面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在讲述这二人在此事上面的争端之前，有两个事需要在此提及一下。一个是在参知政事韩绛的推荐下，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经过相关部门的考核被赵顼赐予进士及第，然后赐官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另一个事则事关枢密院的人事调整，此前因为说自己要回家照顾老母而被外放出知越州的前枢密副使陈升之又被召回了京城担任知枢密院事。为什么要说到这事呢？因为这个陈升之不久之后将为新法充当第一位扛旗手的角色！
陈升之当然不是什么王安石的铁杆粉丝，更不是什么坚定的变法派，而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投机分子。他的本意是想要迎合新皇帝，但奈何他的视力有问题，当他后来发现新法如此规模宏大且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时才知道自己过于草率了。直到那时候他才发现新皇帝不仅仅是想玩玩而已，而是真的在给他这种大官僚进行放血，于是他立马跳到了新法的对面。陈升之确实有办事和为政的能力，但他能在民间得到一个“筌相”的雅号（筌，一种捞鱼的竹器），这其中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官场上捞鱼的本事绝对非常人所能及。
暂且抛开陈升之不谈，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故事。
这年的七月，因为河朔地区先后遭遇地震和水灾的侵害，宰相曾公亮便给赵顼上了一道奏疏。他说国家这些年本来就财用紧缺，而这次朝廷赈灾也花了不少的钱，所以他建议今年的郊祀大礼结束后就不要对两府大臣再行封赏了。见大臣们如此识大体，赵顼也是深感欣慰，他当即召集学士院的三名翰林学士前来讨论此事以便给中书省一个答复，被召见的这三人分别是司马光、王珪和王安石。
司马光说：“眼下赈灾事大，所以国家的钱应该省着点花，两府大臣这次主动辞赏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陛下应该允准此事。”
司马光的意思就是希望王安石在草写诏书时能够对两府大臣的主动辞赏予以书面褒奖，可王安石不同意这样做，他反倒认为应该在诏书里对两府大臣进行训诫。
因此，针对司马光的说辞，王安石回应道：“当年唐朝的德宗皇帝曾下旨给宰执大臣提高一下工作午餐的伙食标准，宰相常衮上表请辞也被说成是一桩美德，但人们都认为常衮其实才不配位，他如果真有自知之明就应该请辞宰相之位，而不是那几道汤菜。至于我们的两府大臣这次请辞郊祀大礼的赏赐，我个人觉得这其实也没必要进行过度的褒扬。我们现在确实财用紧缺，但这并不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第一急务。”
司马光对王安石侧目而道：“常衮确非大贤，但他这样做总好过那些既无能又无德的尸位素餐之人吧？另外，介甫（王安石的字），国用不足本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这一点难道还有必要进行争论吗？”
王安石微微一笑，然后飘飘然地说道：“天底下其实哪有什么财用不足之说，一个国家之所以缺钱不过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善于理财的人管理财政而已。”
王安石的这番思维严重超前的言论让司马光大惊，他不以为然地说道：“你所说的善于理财之人想必就是那种拼命搜刮民脂民膏的奸人吧？老百姓的财富如果都被政府掠夺了就会导致百姓聚山为匪，这对一个国家来说难道是好事？”
王安石反驳道：“你说的不对，善于理财者并不是要去搜刮民财，而是民不加赋却能依然保持国用充足！”
司马光熟读史书，其博览之能并不输于王安石，他回道：“这世上的财富都是有定数的，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就那么多，它们不在民则在官。你所谓的不加赋而国用足其实就是巧立名目阴夺民财，这样做比起加赋危害更甚。桑弘羊当年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欺瞒汉武帝的，所以史书特意提到此事以鉴我等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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