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嘉佑年间的这次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上疏虽然没有获得赵祯的重视和回应，但他通过这次上疏也让朝中的士大夫们对其更加刮目相看。不要误会，这里面可不涉及什么仇视，这些人反而是因此对王安石格外高看且让他更加受人敬仰。心系国家安危和国势兴衰正是朝中这帮士大夫们整日挂在嘴边的人生格言，年轻时的韩琦和富弼无一不是如此，而王安石的这番举动无疑也是如此。按理说这些人应该鄙视他憎恶他，因为王安石是在挑战旧有的秩序，而这些人则是固有秩序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可无论是富弼还是韩琦都没把王安石视为异类，反而是在心里默默赞叹：这后生的激越豪迈之气很有我们当年的风采！
话虽如此，但韩琦和富弼想必都应该清楚自己如今又是个什么样子？他们相信王安石也逃脱不掉他们的宿命，年轻人终究有一天会成熟起来的，可他们注定会在这事上失望到底，王安石会向他们证明自己永远都没法像他们这般“成熟”。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很难说赵祯的不予回应没有挫伤到王安石的工作积极性，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在度支判官这个岗位上勤恳工作半年后，王安石又被朝廷加授馆阁官职，但他对此封赏接连予以拜辞。赵祯和他的宰相们还以为王安石还在生闷气，于是赵祯直接下诏为他加官为直集贤院，但王安石这回还是上表予以拒绝。朝廷再给他下发任命状，他再又请辞，双方这样来回拉锯了将近十次后，王安石最终还是被迫选择了投降，他终究还是接受了赵祯递给他的这颗糖果。
君王赐，不可辞，更何况赵祯如此坚持要给他加官就已经有很明显的安抚之意了。身为君王，赵祯岂能不想让国家富强，可眼下他这个身体状况根本承担不起国家的变革之重，况且宋朝的积弊绝非那么容易能够解决，对于王安石这一腔凌云壮志他也只能选择辜负。王安石当然是个聪明人，赵祯的难处他又岂会不知。
王安石这边还在郁闷和叹息中，而身为御史中丞的包拯此时却正是干劲十足，因为负责监察百官的他逮着了一条大鱼——三司使张方平犯事了。
话说京城里有一个名叫刘保衡的富商在京城开了一家酒楼，但因为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于是此人便向三司借贷了一笔高达百余万的公钱，但到了还钱的时候他却拿不出钱来进行偿还。这国家的钱岂是能够能够允许你赖账的，在三司部门的强力催促下，刘保衡被逼得没了办法只好变卖自己的私宅以还债。身为三司使的张方平在京城里正好没房子住（北宋的大臣租房住并非什么新闻），这近水楼台之下他便出资买下了刘保衡的这座宅子。
问题就出在这里，张方平是以远低于市场价的数额买下了这座宅子，刘保衡拿着这笔钱就还了欠下三司的公债。更大的问题在于，此事一出刘保衡转眼又被人给告到了衙门里，告他的这人是他的姑母，她说刘保衡其实并非刘家的血脉，所以刘保衡没有资格变卖老刘家的宅子。官府最后核实下来发现一切正如刘保衡的姑母所言，张方平也因为卷入这一场家产争夺案而被御史台的官员给盯上了。
包大人亲自出面弹劾张方平，他说张方平身为朝廷大臣却趁人之危购买他人之间存在争议的私产，如此所为实在是有失大臣之体，所以他请求赵祯罢了张方平。由于案件早已审理清楚，张方平根本没有为自己辩解的余地，他直接被包拯的这道弹劾奏疏给一拳打倒在地，他被贬为端明殿学士并出知陈州，但随即又被改命出任南京应天府知府。
接替张方平的是此时正在和欧阳修等人一起编修《新唐书》的另一名挂着端明殿学士头衔的宋祁，但宋祁的屁股刚一坐上去就招来了一群人的厉声呵斥。首先是右司谏吴及上疏弹劾宋祁在定州为官时利用职务之便将朝廷拨付的公使钱借贷给了自家的亲戚，然后又指控宋祁在成都为官时沉溺于锦官城的声色犬马之中无法自拔，整日花天酒地极尽奢侈。
在此基础上，包拯紧跟着也上疏弹劾宋祁在成都的时候经常接受他人的宴请，搁现在就是经常性出入各种高档生活休闲场所进行各种吃喝玩乐活动。除了生活作风问题，包拯另外还说宋祁的哥哥宋庠现在是朝廷的枢密使，所以宋祁应该主动避嫌辞去三司使之职。
在此舆论风暴下，宋祁却于风暴中纹丝不动且对弹劾他的人愤愤不已：我这些年来从河北到蜀川千里奔波四处为官，而且还得兼修唐史，这里面功劳先不说，至少这苦劳是不少，我这么辛苦难道就不能享受一下生活慰劳一下自己吗？再者说，你们说我奢侈，朝廷大员里面生活比我奢侈的人多了，你们怎么就单独逮着我说事？我看你们纯粹就是在对我眼红加嫉妒！
宋祁这般想也就注定了他铁了心要当一个厚脸皮，这自然让他招来了更多的非议。如此境遇之下，反而倒是他的哥哥宋庠坐不住了，宋庠主动找到赵祯希望能够另选他人担任朝廷的三司使以息悠悠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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