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自己的身份和职务之便，范仲淹针对吕夷简当前的为政之举以及其个人的品德操守频繁在赵祯面前“说三道四”。倒不是说范仲淹这时候化身为了一个在背后打人黑枪的卑鄙小人，他不过就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针砭时弊，这就类似于如今社会上的那些所谓的自诩客观但实则具有明显主观个人意识的时事评论员，但范仲淹的听众可不是什么普通老百姓，而是当今圣上。
皇帝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时常对自己指指点点，这让吕夷简不免感觉后背发凉。也是直到这时吕夷简才意识到自己对范仲淹看走了眼，这哪里是什么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同志？这分明就是想把自己给生吞活剥的敌人！
诚然，吕夷简未必如范仲淹所言的那样卑鄙阴险且凶狠奸诈，可就算他问心无愧且深又得赵祯的信任却也不敢因此而托大。在对范仲淹心生忌惮之心的同时，吕夷简也在思考着到底该如何应对范仲淹主动向他发起的挑战。
某天，吕夷简通过私人渠道让人在私下里对范仲淹进行了一番善意的“劝诫”：“你范仲淹是陛下的待制之臣，你又不是什么言官，有些事你最好还是不要随意发表意见。”
面对吕夷简的这一番不得妄议朝政的威胁和警告，范仲淹毫不在意且丝毫没有打算就此管住嘴的念头，他让这人带话给吕夷简：“评议时政本就是我这个天章阁待制的主要职责，要我闭嘴绝无可能！”
范仲淹不但多嘴了，而且还言辞相当犀利和尖锐，吕夷简的几乎每一个为政举措和决定都能够成为范仲淹攻击的靶子。客观地说，这时候的范仲淹其实已经有些偏执了，为了扳倒吕夷简，他几乎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已经完全是在对人不对事了。
具体来说，无论吕夷简提拔谁，范仲淹就认为这中间必然有某种猫腻，吕夷简罢黜谁，范仲淹就认为此人必定是得罪了吕夷简，然后他就埋头去研究这些人在私底下跟吕夷简到底有什么恩怨纠葛。在此基础上，范仲淹暗中收集线索并最终绘制出了一幅涉及朝中绝大多数官员的仕途升迁的路线图，他想以此证明吕夷简在朝中培植党羽以及在国家的行政事务上大搞独裁统治。由此往下延伸，范仲淹认为吕夷简的种种所为是在蓄谋将来能够像王莽、董卓或曹操那样败坏大宋的万里江山。
我们在这里真的很想问一句：这次你范仲淹从苏州被召回京城为官，那么按照你的思维逻辑，你算不算是吕夷简的党羽呢？你这次升官这其中又是否藏有吕夷简的什么猫腻呢？
我们从这之中不难看出，此时的范仲淹与那个后来被我们所尊崇的范仲淹根本就毫不沾边，他甚至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偏执狂。试问，一个人得有多大的脑洞和仇恨才能将吕夷简与王莽、董卓和曹操这一类人联系起来？别说吕夷简没有王莽那样的身世背景和权力，即便是在中书省此时的吕夷简也做不到大权独揽，毕竟在他身旁与其并肩而立的可是他的老前辈、老上级和大恩人王曾。再者说，中书省的参知政事和枢密院的那几位正副使大人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们可不会由着吕夷简在朝堂上胡搞乱来。
寇准、丁谓甚至是王旦和李沆在宰相任上不可谓不强势，吕夷简在强势程度上比起这些人也是逊色了很多，既是如此，那么吕夷简又怎么可能做得了王莽呢？又如何去谈及败坏大宋的江山呢？但是，已经被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思维彻底蒙蔽了心智的范仲淹就是一头扎了进去且根本就不想拔出来。范仲淹不会觉得自己这样做有错，他一心想要为国铲除奸臣怎么会有错呢？因为他自认为自己代表着正义，而正义怎么会是错的呢？
可以说，在“倒吕”的斗争中范仲淹不可谓不努力，但成效却着实不怎么样，吕夷简是何等的人精，而且其本身在为政和施政上面也确实没有什么明显的过失和纰漏。因而，范仲淹努力地喷了吕夷简大半年却基本上是毫无收获，他自己反而是惹得一身的骚，因为他不但要喷吕夷简，京城里所有王公大臣只要有什么地方是让他看不顺眼的，那他也要去跟赵祯告上一状。
如此一来，范仲淹基本上是把大多数的当朝权贵都给得罪了，即使是那些屁股上比较干净的权贵也对其没什么好感，宋朝版的海瑞在此时的开封城可谓是活灵活现。说不好听点，这些人走路都得绕着他躲着他。越是如此就让范仲淹越是觉得自己是在践行高尚和伟大，这看上去有些悲壮但却也让人感到心潮澎湃，范仲淹被自己感动得无以复加，看来这世间的真理确实只掌握在少数人的身上，比如他范仲淹。
到了这年的十一月，一件事情的发生终于是让范仲淹看到了自己扳倒吕夷简的巨大希望，因为他终于有机会亲手砍掉吕夷简伸进宫中的那只触角——阎文应。对于这个恃宠而骄的大太监，范仲淹也是早就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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