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陆续编训了四个师，南京只有一个师。
北京四个师编训时，对北京勋戚、世袭武官严防死守，新军与北京勋戚不存在亲密关系；南京一个师，却从勋戚、南京卫所武官家族中选拔合适的兵员，这是本质的区别。
南京勋戚、武官家族有人丁在新军服役，而北京勋戚则没有。
这样的待遇差距，南京勋戚该不该满足？
满足的话，就该有满足的表现；不满足的话，那中枢就有别的应对办法。
徐梦麟一席话语，即是提醒，也是警告，同时也是督促。
督促南京勋戚珍惜机会，赶紧表态；不要等到马士英就任南直隶巡抚，也不要等到年后北京派一个师南下。
到那步田地，南京勋戚就没选择的机会了。
南京勋戚该怎么表态？劝进？还是别的？比如发挥姻亲影响力，瓦解沐启元掀起的叛乱。
南京勋戚需要时间布置，今年的秋闱乡试也拉开大幕，一系列的相关问题摆到吕维面前。
各地的学官都已被替换，考试的题目朝野也有默契的会围绕一个‘新’字展开。
其实不存在需要重新操作的问题，这个新问题是吕维自己引发的。
首先是朝鲜，也会进行乡试，由袁可立主持朝鲜乡试，选拔朝鲜籍贯的举人；究竟要给多少名额？
吕维给了朝鲜每年三百举人，每科三十的进士名额……由此引发了朝中关于各省举人、进士选拔限额的讨论。
大明自南向北统一天下，南方大开发后文风鼎盛士民殷富，所以南方文人是官场主力军。
可朝野普遍认为是汉末得道的仙人……那么汉末时，南方荒芜，关中、河南、河北、山东、巴蜀、荆楚地区才是精华之地，那么仙人对这些地方的认同感会更高，出身这些地方的可能远远高于吴越、闽粤地区。
围绕吕维不可捉摸的‘出身籍贯’，朝野北方籍贯的官员普遍有一种心理优势。在乡试这种关系当今、未来的十字路口，北方籍贯的官员借口朝鲜举人、进士名额限定一事做文章，主张对各省的科考选士工作一视同仁。
众所周知，北京籍贯在科考时很占便宜的。
这年头也是这样的，北直隶地区的乡试，选士名额就远远高于各省；其他地方是一百个秀才才能中一个举人，北直隶可能是五十个秀才里中一个。冒籍北直隶参考，中举的可能性大增，增加两三倍。
对江西这样的地狱考场的考生来说，拥有北直隶籍贯就像作弊器一样。
再说党争始终争斗个没完没了，就是科考大省出来的官员前仆后继、抱团争抢最紧缺的资源……官位资源的一场无底线斗争。你干掉这一批官员，每次科举对方依旧有新鲜血液加入，受迫于严峻形势，新进士抱团战斗的趋势也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没有底线。
所以从科举源头上打压数量优势的南方士人，从根源上掐住‘东林党’补血的血管，就能很好的遏制党争现象，避免一家独大。
可怎么限制名额？
总得有个让各处心服口服的标准来，北方官员见吕维最关心税务、户口、军队，就围绕税务展开讨论，认为纳税多的地方就该多一些名额，纳税少、不纳税的地方，名额就该少。展开讨论……偷税漏税的地方，就该取消当年的名额，以示惩戒。
原来他们是不敢这么讨论的，松江府、苏州府两个府上缴的税，比河南一个省还要高……真这么讨论，河南士人得急的跳脚。
松江府、苏州府是支持东吴王张士诚的老根据地，西吴王朱元璋赢了，自然要狠狠惩戒支持张士诚的东吴地区。所以这两个府施行的是重税，每年税收高于河南。
并不是说两个府的税收总量超过河南，是起运部分超过河南；河南这么大一个省要供养藩王，要维修河道，所以每年税收的大头是存留，是花在了地方度支。
对中枢、对户部来说，地方存留多少与户部有啥关系？
户部、中枢看的是地方起运的税收，这才是中枢能控制的财政，所以苏沪地区起运的税收高于河南，就显得苏沪地区很重要。
洪武时期一年收两千八百九十万多万石，浙江一省二百七十五万石，苏州府就有二百八十一万石，松江府有一百二十一万石，常州府有五十万石。
朝廷也知税赋过重，江南士人当政后，陆续采用折银这种办法，将东吴地区的税赋压了下来。
现在吕维重新厘清田税，按着田亩数量起税，河南一省有田七十四万顷，松江府、常州府、苏州府加在一起才二十万顷。
革除藩王后，按照现在的税制，河南一省田税几乎是松江三府的四倍，那么河南取士的名额就得按比例来算，理应比三府多三倍半！
将税收与取士名额、比例绑定，也有激励地方积极纳税的好处……特别是江南士民、官员积极反对南京设立新军第五师的情况下，北方士民、官员提倡的取士名额与纳税数额绑定的说法……让吕维好感大增，也没深想这道政策的改变会引发多大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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