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一点，咱们可以不用计较，因为柜坊可能把钱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和放贷业务，资金周转不开，他们把产业变卖，把借出去的钱收回来，就可以用来补足这些多开具出来的存票。
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模式，市场上，未必就是要有那么多现金维持的，而且，朝廷要在乎的，也并不是柜坊里面有没有钱，更应该在乎的，是老百姓手中有没有钱。
因为，只有百姓手上都有钱了，他们才开始购物消费，这样，市场所需要的货物才会更多，工商业也才能更加发达，朝廷的税收也才会不断增多，就目前看来，百姓手上的钱，还是很富余的，因为东西两市的消费很火爆。”
逻辑推演，是后世商业管理的一种非常常见的分析手段，李龟年如同抽丝剥茧一般的讲解下来，瞬间便让刚才那些叫嚣着商业有多重要的人闭了嘴，李隆基，也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然而，这还只是李龟年阐述道理的最基础，稍微歇了口气之后，他又道，“如我刚才所讲，所有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的行业，其实都可以算是工业，包括艺人，他们的表演，就是他们的劳动，如果将他们定义为民籍的话，没有人花钱去看他们的表演，他们赚不到钱，自然就会去从事耕种，或者其它工商业，这是给了他们其中一些技艺不精的人职业自由。
如果他们的表演能够赚到钱，那么，他们就能为朝堂创造税收。
反而，奴籍的合理性，是咱们需要质疑的，是不是千年以前传下来的制度，就都是好制度呢？
我认为未必，夏商周，秦汉乃至两晋，到前隋，再到本朝开国，一直沿用到今天的政策，又有多少？那些用旧有制度的王朝，如今又安在？
用一些已经败亡了的王朝的政策来治国，其下场是什么？
依旧是败亡。
咱们应该通过不断推翻旧有的不合理的政策，设立更加实用的新政策，使朝廷对国家的各方面的管理更加趋于圆满，才能使得国朝千年万世的传承下去。
假如，一个官员，犯了罪，连累到了家人全体被发卖为奴，或者是一个平民，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罪名，被判发卖为奴，那么，他们的后代，将世世代代都是奴隶身份，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诸公难道不觉得，这样的惩罚过重了么？
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只有平民变成奴隶，却没有奴隶变成平民，那么，就会导致奴隶的群体越来越大，平民的群体越来越少，试问有一天，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奴隶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想，那些不愿意被压迫的人，肯定很愿意拿起刀枪来造反，就像现在各个羁縻州喜欢举兵造反一样，因为他们的生活不如意，活的没意思，还不如搏一把。
所以，从长远来看，咱们必须要开放一些让奴隶变回平民，让他们力争为国效力，从而出头的机会，就像这次王相提出的，招募奴籍青壮从军，三转军功，可换籍，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至于有几位同僚所说，这样会让许多罪犯逃避制裁的问题，其实根本不用费多大劲，因为太好解决了。
朝廷处罚犯人，除了惩戒教育之外，更应该本着为国家创造产出，弥补他对社会，个人造成的伤害的原则来判罚。
假如，张三打断了李四的胳膊，朝廷叛张三流放三千里，或者发卖为奴，连累后人。
可李四得到了什么好处？
他的胳膊断了，就是断了，需要大量的医药费治疗，需要承受痛苦，甚至暂时性或者永久性丧失一部分劳动力，官府的判罚，没有弥补到他的损失，相反，出钱买到张三的人，享受了他余生的劳动力带来的好处。
如果，判张三劳动改造呢？
判张三去做固定限制的劳役，除了必要的吃用，所有的工钱，都用来赔付给李四，用作医药费，和一些丧失劳动力，或者精神损失补偿，这样岂不是更好？”
李龟年的比喻很形象，很容易理解，听的朝堂上的所有人都是大有反思，其中，李隆基却是一反刚才有些犹豫的态度，拍案而起道，“李爱卿此言大善，朕治下的大唐，合该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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