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粮价问题这一次提出，与前两次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楚汉争霸那一次，粮价问题直接导致了汉军军粮无法筹齐，最终只能反复围三缺一，以淮阴侯十面埋伏的战术，将楚军一点点蚕食殆尽。
第二次更是触目惊心——关中大地，天子脚下，都出现了民易子相食的惨剧！
相较于那两次，这一回的粮价波动着实算不上什么大事——最高不过五百钱，这价格要放到开国初，民众得乐死！
而且粮价的波动，也是朝臣勋贵，尤其是以封国产出为主要收入的高级彻侯勋贵，所能获利的重要手段——彻侯封邑所得，与朝廷所得粮税一样，是粮食！
拿食邑九千户的周勃来说，绛侯侯国一年租税所得，便是将近十五万石粟米。
这批粮食，若是在寻常事日卖出，石不过八十五钱，总共也就一百三十万钱左右。
可要是在前段时间那样的价格，以每石将近五百钱卖出，那就价值六百五十万钱！
对于粮价的‘暴跌’，无论是以俸禄为主要收入的朝臣，亦或是以封国租税为收入的勋贵，都早已心怀不满了——开国时，粮价几千钱一石，二千石俸禄，那就是几百上千万钱！
现在？
问问食禄万石的丞相陈平，一年的俸禄能有多少钱？
四千二百石粟米，价值不超过四十万钱！
即便是秩中二千石的九卿，年俸禄也不过2160石，得钱不过二十万！
要是不靠粮价波动多换些钱，哪怕是当朝九卿，也很难维持在长安的体面生活。
所以，粮价波动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就是手握权力，可以控制粮价波动的朝臣——整个官僚阶级，就是粮价波动的利益集团！
这从殿内闭口闭眼，纷纷羡慕闭目养神状态的朝臣勋贵，尤其是食邑将近万石的周勃、灌婴等人的面色就可以看出。
对此，刘弘早有心理准备，也早就有了解决办法。
“少府臣叔，谨奏陛下。”
漫长的寂静，在田叔突兀的出班纳拜中宣告终结。
看着田叔缓缓取出一卷竹简，刘弘略有些失望的扫视着殿内众人，无奈的摇头叹息起来。
田叔，是刘弘准备的托。
准确的说，是刘弘为了最差的结果，而准备的应急方案。
但在粮价这种切身关切到百姓利益，关系到国家稳定的问题上，这满堂人杰，自诩为栋梁之材的掌权者，都选择为了个人利益装鸵鸟；刘弘最后的预防措施，在议题的最开头，就被逼了出来。
这让刘弘有些不喜，却也并没有因此感到压力，或对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前景感到悲观。
因为名为九卿的少府，完全孤立与整个政治中枢之外，完全不用对包括丞相在内的朝堂负责！
只见田叔缓缓摊开手中竹简，在刘弘满是淡然的目光中，将那篇名策论娓娓道出。
随着田叔的声音一点点传到宣室殿的每一个角落，殿内朝臣、勋贵终于从‘闭关冥想’的状态中走出，面色郑重的品味着策论暗含的信息。
撇开田叔引经据典，从百家学说中寻找的理论依据不谈，这篇疏奏的中心思想其实很简单：宏观调控。
田叔的话说的也十分漂亮：为了保证少府能在禁中需要时，提供足够的物资，田叔提议在今后，少府以每石八十钱的价格，不限时不限量收购粟米。
于此同时，为了避免存粮变质，少府将以每石八十五钱的价格，不限时不限量出售陈年旧米。
话一出口，殿内数百朝臣勋贵顿时交头接耳起来，纷纷谈论起此事若成行，将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看着殿内惊慌失措的朝臣勋贵，刘弘稍有些得意地昂起头：“诸公以为，少府所言，可否为良策？”
即便撇开朝臣在粮价波动上的利益立场，从客观角度分析，避免粮价波动，也不是西元前的朝臣所能解决的。
在时代局限性，以及黄老学执政，奉行‘法无禁止则无咎’的大背景下，在面对粮价波动问题时，朝臣的思维普遍停留在‘法律又没有限制商人卖粮的价格，如何去怪罪？’的程度。
若是刘弘顺着这个逻辑，发行一部为粮食价格设定上下限的法律，那身为获利群体的朝臣百官，勋贵彻侯阶级，都会默认这部律法不存在。
——再也没有人，比官僚更懂得如何规避法律风险，寻找法律漏洞了。
比如说，刘弘规定粟米价格不能超过九十钱，那朝臣勋贵完全可以通过捆绑销售，来规避法律风险：一石粟米加一根干草，卖两百钱！
不买？
那我还不卖了呢！
刘弘也不可能制定一条法律：只要有人买粮，就必须卖！不能拒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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