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里我也没闲着，总结跟校长军队以来的校长军队的特点，还有我方以后可以用到的战术。在此期间小鬼一直陪在我身边，张元也经常来找我汇报工作。每天都是护士把药送来让我吃，我很好奇我吃的是什么药，护士告诉我医生给开的是逍遥丸和精神类药物。
我心里话了，这战地医院的药物还很全。精神药物都有，这吃上精神药物，是把我当神经病来治疗了，不过这个药物，确实让我心情平静了，但是是药三分毒，最好还是不要吃这类药物的好，这种药物对脑子不好。我觉得我自己能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这种药物会影响我脑子的反应能力让我一天天都昏昏沉沉的，所以每次发药，我都把这个药藏起来，因为药物珍贵等我出了院，再把药物还给医院，我是一个要当将军的人，不能情绪都靠药物调节。
几乎每一次医生来查房我都会说一遍，我都要求出院，我感觉自己身体已经没事了，但是都被医生驳回了，说我这个病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和我同病房的那个伤兵，也是十二师6旅的，其他团的一个营长，在执行阻击敌人的任务时候，整个营都打没了，也没有一个人撤出阵地。我军在收拾战场时候发现这个人还有口气在，就从死人堆里把这个人抬出来了，发现这个人是面部中单，子弹没有在身体里停留，从耳朵下面穿出去了，下面的队伍药物稀缺，只能把他送到师部这里，能不能活就看他顽强的意志力了，刚送来的时候脑袋跟个大西瓜一样大，这几天用上药物了，脑袋也小了一点，基本上脱离危险期了。但是还是没有恢复意识。这就是我方军队和校长的不同，校长的军队缺的是我们这种血气。
在第三天上这个战士恢复了意识，但是因为子弹打中的位置还是说不出话来。我知道他想问什么，我就告诉他这里是师部的医院，并把他负伤后的经历告诉了他。当我说到他所在的营都打光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他眼泪掉下来了。我太能理解他的心情了，但是我也没有劝他，从心理学角度，哭泣也是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
等我写好关于和校长军队方面的战斗的报告，我让小鬼给师长，送去，师长看了我的分析，觉得很具有参考价值，将我的报告传阅了，并托小鬼给我一个口头的嘉奖。我觉得这个报告是有参考价值的，之前的校长都是先火力覆盖，然后再进行攻击，在跟我们战斗的过程中也学精了，也仿着我们进行穿插式的战斗方式。
根据张元从师部得来的消息，师长已经在我军北方形成了包围，虽然校长的部队在此期间已经遭受过我方的多次打击，但是还是以人数优势在我军后方布局成功，现在师部及其兄弟部队准备南下，突破校长的包围圈，但是正面已经被校长的军阀在各个交通要点上布置了重兵，工事也都修建完成了，看来这次校长想一口把我们都吃掉。
听张元说，师部一直在开会，讨论怎么样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我托张元多次跟师长请示我身体已经没有问题了，想回归部队参加战斗，但是都以医生不同意出院回绝了，看来想出院是怎么都绕不开这个医生了。
转眼之间我已经在，医院都住了半个月了，旁边的重伤兵都已经恢复的快好了，都能张嘴说点话了。我不由的感叹这个人的生命力的顽强，他问我我为什么住院，我说我在遇到北上的校长部队进行了击退打击，并且在我精神消耗过度的情况下，听到我的两个营长为了部队不全被吃掉，阻挡到全部光荣战死，我当时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恶战，不仅仅体力上已经透支，而且精神也消耗过度，气血上涌吐血昏迷了。
我挺愿意和他多说说话，因为他也是不惧生死的勇士，总能让我从他身上看到李荣的影子。每次想到李荣就想起来我们最开始一起组建敢死队，帮我管理军队三年，这些事情，一开始还是难过的很厉害，但是随着时间的慢慢过去我也能很平静的把这个事说出来。就像孙泽心理学课本上写的，人会在时间的流逝下，内心会自己治愈，内心无法接受的事，但是一想起来宋志远我真是想把他剥皮抽筋，还是十分气愤。
以我对宋志远的了解，对方到了校长那边可能会说自己黄埔生的身份，加上在我军这边是团职，可能会给安排一下，我就一直感觉我们早晚一天会在战场相见，老天爷会给我一个割掉他这个带着丑陋脸的脑袋。
前方战事已经吃紧了，如果打不开口子，我军处境并不乐观，各地区都在交火，这让我心急如焚，实在是一天在医院里都待不下去了。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主动找到医生，首先，向医生清楚表明自己感觉身体状况已经明显好转。医生，我现在感觉身体轻松多了，疼痛基本没有了，精神也很好，我觉得自己恢复得差不多了。”同时，具体地说出身体症状的改善，像“之前头晕得厉害，现在头也不晕了，胃口也恢复正常，能吃下很多东西”。体重都增加了，医生但是我看医生在犹豫，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前方战事吃紧，我这个病只是一时收到刺激，经过半个多月的静养我已经完全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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