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和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口，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向外界进行解释，以免被误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口条约。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多么贴切又温婉的回电，既满足了我方的需求，又设身处地考虑到，不想让外界觉得“苏联是为了束缚您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大家不妨回顾一下，当初他与蒋经国交流时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
所以说，只有拥有实力，才能实现平等，才能称得上是兄弟。
1952年8月，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展开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朝鲜战争问题，苏联在旅顺基地驻军期限的延长也成为了议题之一。
会谈中，苏联方面表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建议应当由中方提出，因为苏联在那里的角色是客人，而客人不应主动提及此类问题。因此，中方提议通过互换照会的方式，由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相关请求。
1952年9月15日，中苏双方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中国在照会中阐明理由后，请求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条款中规定的苏军撤离旅顺口的期限，继续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的海军军事基地”。
“联合国军”在正面战线上已经难有作为，所以他们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侧后方登陆。
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朝鲜战争的初期，都有过大规模侧后登陆的成功经验，所以他们把这招当做“杀手锏”。朝鲜战争陷入僵局后，美军在1952年底连续进行多次登陆演习。
1952年10月，“联合国军”一共举行4次两栖登陆演习，其中在10月15日名为“吉他演习”的行动中，动用了6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30多艘驱逐舰以及美骑1师的一部。这次演习非常逼真，美军士兵甚至以为这是一次真正的登陆进攻，直到部队抢滩的最后一刻，军官们才通知士兵，这只是一次演习。
11月，“联合国军”举行3次两栖登陆演习。12月，“联合国军”又举行15次两栖登陆演习。
综合分析各种情报后，中国将帅们判断，艾森豪威尔如果想动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那唯一的可能性是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的两栖登陆。
美军可能的登陆作战一直是志愿军的后顾之忧。
因为美军海军和空军上的巨大优势和朝鲜三面环海、南北狭长的地形特点，志愿军将帅们始终把防止美军从侧后方登陆当成军事战略指导上的的重点之一,尤其是还有仁川登陆这个先例。
从第三次战役开始，志愿军每次部署新的战役，都会指定后方部队担任防止敌军登陆和空降的任务。1951年6月中旬，中朝成立了东、西海岸联合指挥所，分别由韩先楚和宋时轮担任司令员。从第五次战役到1952年夏，志愿军和人民军一直拿出1/3的兵力，部署在东西海岸线。
但在当时，正面战线能不能守住尚且是个问题，所以志愿军没有更多精力彻底解决侧后方海岸的防御问题。
而且，志愿军和人民军的作战方针也不是防守海岸线。朝鲜东西海岸线较长，敌人可能在任何地方登陆，平铺开防守兵力肯定不够，而且还可能遭遇敌人海军舰炮的打击，所以那时的办法是把部队部署在海岸纵深利于机动的位置，等敌人登陆深入后再予以歼灭。
但总的来说，这种办法比较被动，让缺乏防御工事的东西海岸线始终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属于当时最优但又无奈的选择。
1952年秋季的战术反击和上甘岭防御战之后，志愿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解决了“能不能守住”的问题。
1952年12月，我方决定以最大的努力和决心，来保证北朝鲜东西海岸的安全。中央甚至向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邓华提出三点肯定：“肯定敌人登陆，肯定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在清川江至汉江间登陆。”
1953年2月17日-21日，按照中央指示，志愿军总部连续召开志愿军党委会和军以上干部会，确定把“反登陆作战”作为1953年的首要任务。
在这两次会议上，志愿军总部修改了反登陆作战的方针，把以前的“诱敌深入”改为“绝对不允许敌人登陆，敌人登上来一定要坚决消灭，不允许敌人我军侧后方建立一条阵线”的方针。
同时，明确了军队部署。军队派少部分兵力依托海岸阵地进行坚守防御，把敌人消灭在海上和滩头；如果不能消灭，也要对敌人进行相当的消耗；主力部队则在敌人舰炮火力范围外纵深部署，做好反空降准备，并在一线部队将登陆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上发动反击，全歼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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