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63军正与英军第29旅激烈交战时，担负战役迂回任务，第19兵团主力之一的第64军，却陷入了困境。
第19兵团64军奉命在临津江以北高浪浦里地段进行突破，而后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切断敌军退路，阻敌增援，并相机占领汉城。65军为兵团预备队，负责协同第3兵团、第9兵团会歼美军第24师、第25师。
64军的决心是，首先以191师配属炮兵第8师31团、40团，192师为第一梯队，打掉韩军第1师团在高浪浦里的警戒阵地，夺取临津江桥和石浦里涉渡场；而后两个师迅速过江展开部队，并肩向议政府实施战役穿插；190师为第二梯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64军当面之敌为韩军第1师团，师团长为姜文奉准将。当时他手下有如下部队，第1师团下辖的第11联队为左翼，负责防御汶山以北的堂洞里至栗谷里一线；第12联队为右翼，负责防御斗浦里至马智里一线；
第15联队为预备队，在大古灵一线待命；反坦克营在汶山西侧的临津江江口，配属的韩国海军陆战队第5独立营防御金浦；身后为韩军第17炮兵营（105毫米榴弹炮），美军第999装甲炮兵营（M40 155毫米自行火炮），第176野战炮兵营（105毫米榴弹炮）提供火力支援。另有美军加强的第73（重型）坦克营（巴顿坦克）
韩军第1师团把主力部署在临津江南岸的高地群上，江岸边只部署少量的警戒部队，搜索（即侦察）部队负责江北的搜索警戒。
非常明显，韩军的防御战术还是先将志愿军放过临津江，以强大火力进行阵前战斗，以强大预备队进行反冲击，试图歼灭志愿军渡江部队于江南的高地群前。
韩军第1师团师团长姜文奉还命令对高浪浦里、开城进行重点侦察；警戒部队上升到排一级，提高迟滞作战能力；基本阵地构筑成据点式防御网，以加强纵深。
临津江，对于志愿军来说并不生疏。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是以强攻方式突破这道水障的。
但是，本次战役面对的临津江防线，与上一次战役相比有所不同。那次，在江边占领防御阵地的是刚刚遭受志愿军沉重打击而从清川江地区一路溃逃下来的、惊魂未定、立足未稳的韩军残破之旅，士气低沉，抵抗意志不强。
而这次战役，沿江布防的韩军第1师、英军第29旅等部，是在“撕裂者行动”中突破第38、第50军汉江防线后一路打上来的，战斗作风较前硬朗得多，组织防御的手段和战术也有所改进。
以前“联合国军”在临津江主要采取据江岸而守的传统战法，防御阵地没有什么纵深，一旦突破江防，整个防御体系很快就会瓦解，而这次防御虽也注意了对江河水障的利用，但并不是简单地沿江岸布防，而是将主阵地放在距江岸数公里的弥弛寺、绀岳山一线高地的斜面。
对高浪浦里渡口凸出的江湾三角地带，则以绵密火力加以控制，使志愿军一过江就会陷入这一平坦、狭小、背水的火网地带，在炽烈火力下遭受重大杀伤。
此外，担任防守任务的“联合国军”部队还向江北派出多支警戒巡逻分队，采取积极攻击姿态：
一面实施侦察、搜索，查明志愿军部署和进攻准备情况，一面采取阻滞行动，挤压志愿军前方地域，使江防主阵地与志愿军攻击部队之间拉开20~25公里的距离，大致相当一夜行程，使得志愿军发起进攻时，不得不过早展开部队，难以对江岸主防御阵地实施突然袭击。
4月19日，64军接到第19兵团下达的战役预先号令。曾思玉向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提出，64军及炮8师开进道路仅一条公路，步兵尚未进入冲击出发阵地，炮兵也尚未进入射击阵地，来不及准备，有仓促作战的问题，想多要一天时间。
杨回复：这是全局问题，就不要提意见了。
和杨得志通完电话后，曾思玉立即乘车赶到第一梯队师，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迅速跑步进入冲击出发阵地。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梯队师勉强赶到，才按志司规定时间发起进攻。
第64军从高浪浦里和石浦两处横渡临津江。
在高浪浦段，临津江江面宽约100至150米，水深达1.5至2米，水流湍急，难以涉水通过。然而，在下高浪浦有一座水泥桥，上高浪浦有一座水下木桥可以通行。
战斗打响后，第191师571团4连击败驻守上高浪浦的韩军第12联队3连一排，成功夺取了水下木桥，并击溃了长佐里的韩军警戒部队。高浪浦里的韩伪1师团搜索连和第12联队搜索连等部队被迫放弃水泥桥，撤退到江南。
第191师571团顺利控制了临津江上的桥梁，和第192师3个团得以顺利渡江。过江时恰逢海水倒灌，水位骤然上升，导致在徒涉过程中约有200余名士兵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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