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军上下弥漫着轻敌的心态和急于作战的氛围，对美军的变化却一无所知。当时我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美国人的防御如同鸡蛋壳，外表虽硬，但戳破之后便是空的。”因此，我军深信只要能突破美军的正面防线，胜利便唾手可得。
轻敌情绪泛滥、急切渴望作战，而对敌情一无所知，第五次作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1951年4月初，“联合国军”再度越过“三八线”，并计划在中朝人民军队的侧后方实施登陆作战，配合正面攻击，试图将战线推向平壤和元山一带。
4月15日，第3兵团和第9兵团的两个军（第20军、第27军）刚抵达集结区域，尚未来得及整顿便接到命令，立即开赴进攻出发地。根据志愿军总部的命令，各参战部队必须在18日前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并于20日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计划于21日或22日黄昏发起战役反击。
战役发起时间的提前，直接导致了准备时间的缩短，许多方面因此准备不足，而这些不足在战役进程中必然会逐步显现。志愿军最终确定第五次战役的发起时间为1951年4月22日，正因此，第四次战役的结束时间也定在了4月21日。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其继任者为时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李奇微。而接替李奇微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则是后来因“范弗利特弹药量”广为人知的范弗利特。
一边是新官上任、气势汹汹的美军，另一边是增援了六个军，蓄势待发准备反击的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最为庞大的第五次战役，正在酝酿之中。
第五次战役是中共中央确定“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这一指导方针后展开的首次行动。尽管新方针明确指出战争的未来有长期和短期两种可能性，但在主观指导上，当时仍然注重尽量避免战争拖延，力求缩短战斗时间。
基于这种认识，第五次战役被视为决定战争是持续长久还是迅速结束的关键战役。无论是志愿军首长的动员令，还是志愿军政治部的政治工作指示，都是从这一角度阐明了此次战役的意义。
志司为第五次战役设定的战略目标是，以西线进攻为主，三个兵团和十二个军（包括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分成三路展开行动。中央突击由三兵团（王近山兵团）负责，左翼由九兵团（宋时轮兵团）展开，右翼由十九兵团（杨得志兵团）实施穿插迂回，力争在汉江以西全歼联合国军的五个师。
东线的北朝鲜人民军第3军团和第5军团作为支援力量，负责阻止韩军向北推进。
此时，志愿军在前线拥有3个兵团、11个军和33个师，此外还有3个炮兵师和1个高炮师，总兵力达54.8万人（不包括人民军）。与“联合国军”的地面作战兵力相比，志愿军的数量优势为2.02：1。尽管志愿军的兵力相比以往战役有了显着增加，但要一举消灭敌方8个建制师和旅，其中包括3个美军师，显然是一个过于严苛的目标。
然而，对于这一高指标，在战役发起前，从上到下都表示赞同，没有听到任何异议。这种情况表明，各级领导人对战场形势的判断、对敌我双方作战能力的评估以及对战争进程复杂性和艰难程度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不足。
虽然在新的战争指导方针确立后，战略层面上已经提出了纠正急于求成心理的要求，但在实际的战役筹划和准备中，这种心态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扭转。
美军针对志愿军的春季攻势准备，采取了主动应对策略，通过各种手段紧紧牵制志愿军前线部队，持续消耗其有生力量和物资储备，令其难以获得喘息和休整的机会，进而破坏其进攻部署。
志愿军在整个第五次战役的准备过程中，始终经历着多次攻防交替的对抗。
志愿军采取了以防御为基础的应对策略，通过压缩防线来换取集结反击力量所需的时间。而美军则通过频繁的进攻行动，旨在干扰志愿军的作战部署，同时密切关注志愿军反击的迹象，随时准备从进攻转为防御，甚至撤退。
自1月15日“猎狼犬行动”展开以来，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美军接连执行了“霹雳行动”“围歼行动”“屠夫行动”“撕裂者行动”“狂暴行动”“艰难行动”和“无畏行动”等。这些行动无一例外都带有攻击性、试探性，并且充满了相当大的冒险性。
试探的目的在于通过攻击来寻找并定位面前的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旨在了解他们的位置、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尤其是确定下一步行动的方向和作战意图。
冒险的行为，便是在明知对方正大规模集结兵力，一旦准备完毕就会立即展开反击的情况下，依然不断主动进攻，并在西线、中线、东线三处同时保持咄咄逼人的推进态势。到三月底，“联合国军”已经全面推进到三八线附近。此时，中朝军队的兵力集结态势已愈发显着，更有一条令美国人深感不安的消息传来，苏联可能会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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