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封建时期接触到“形而下”学之后，便迅速地发展“器”，通过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创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提升。这便是为何自华夏明朝末年以来，西方世界能够迅速追赶并超越东方，实现后来者居上的根本原因。
但是“器”是需要“道”来支配的，西方文明并没有接受“形而上”学的“道”。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于“形而下”之器具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对“形而上”之道的追求，器反客为主，人类社会开始面临秩序混乱的严峻问题。
过于专注于“器”的发展却忽视了世界的本源——“道”，本质上就是走向无序与毁灭。
“器”成为人类相互攻击和争斗的工具，引发了全球性的大混乱，也就是一战，二战。
当世界被破坏到一定程度后，“器”暂时被人为限制，世界又逐渐从无序状态恢复到有序。
但是，专供“形而下”学，以“器”为主导的西方思想仍然占据着世界的主导地位，使得世界始终难以摆脱无序的困境。
而“器”经过不断发展，它的势不断累加，已经快要挣脱人类控制了。一旦“器具”再次失去约束，整个人类世界可能就会面临毁灭甚至灭绝的灾难。
只有当“形而上”学，的“道”回归到社会发展的主体位置时，这个世界才能真正远离战争的威胁，和平发展。否则世界将一直徘徊在战争的边缘，直至能够毁灭地星现有生态环境的世界大战爆发，人类彻底灭绝。
如今，华夏正在努力探索的道路便是将之前探索的“形而上”学，重新拾起来，以“道”来支配“器”！
形而下” 之学的 “器” 能够借助对知识体系的学习来加以提升。
然而，“形而上” 之学的 “道” 则需依靠感悟以及持续不断的实践才得以总结出经验。华夏先贤历经数千年的实践总结，方才有了一套成熟的 “形而上” 学体系，亦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典籍。
就比如说民族融合问题，华夏经历了，先秦至汉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以及近现代四千多年才完全融合成为今天，今天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华夏人强调整体思维，华夏人容易看到一片森林。更容易看到整体、看到全局，看到所有的关联性和变化性，
华夏人看问题的眼光很全面，从不只强调事物本身的特性，还强调环境，强调变化。华夏人会敏感地意识到，每个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从其内在的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才能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一个事物。
如此一来，便能以一种更为系统、完备的视角来认知世界。
这就是通过“形而上”学，探索认知世界。
西方人强调分析思维，西方人容易看到一棵棵的树。西方人则更容易看到每棵树的独特个性、与众不同的特点，甚至可以看到它的排他性。
这就是通过“形而下”学，研究世界。
之所以思维不同，都是人类为了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创造出来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文化。
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
西方是基于所有事物都是客观存在下，通过研究事物去研究事物，说到底就是唯物论为核心。
所有的研究都是对物质本身去研究，盲目否定有精神力量，探讨人性也是这样，西方倾向于把人与动物的特性简单地归为一类，仅仅将人视为高等动物。
这种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类与动物在某些生物学特征上的联系，但却忽视了人类所独有的精神、情感、道德、文化等层面的特质。
它未能充分考量到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精神力量在塑造人类行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影响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在西方的认知体系中，对于人所特有的真、善、美，友爱、慈悲等特性确实往往难以给予合理的解释。这是因为其思想观念以唯物论为核心，否定了神性的存在，认为一切都是现实的、残酷的。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丛林法则” 成为了一种普遍的认知模式。
他们的生物学、科学、人文学、社会学、人伦学以及宇宙观等各个领域，无不是基于对客观物质的分析。这种以客观物质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使得他们在看待世界时往往较为冷漠。他们将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现象仅仅归结为物质因素的作用，忽视了人类精神层面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西方的理论思想，在否定神性的同时，也盲目地否定了人所具有的真善美的神性光辉，一味地着重于人的贪嗔痴慢疑等负面性质，甚至认为人类与动物世界并无不同。他们采用研究物质科学、生物学的方法去探究人类的社会关系、人伦关系、人性以及宗教，这全然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是一种强盗逻辑，是盲目主观自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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