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过程。郭象强调事物的生成、变化既不需要外部条件，也不存在内部原因，是一个个独自突然发生和变化着的孤立个体。“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无也。”
（二）自然与名教的结合
郭象倡导自然与名教的结合，认为名教就是自然，自然与名教是合二为一的。名教即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政策、伦理纲常等一切世间的教条和理论体系，自然则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存在。在这种思想下，理论主张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让人们不要做无谓的抗争，同时克己复礼，使天下老百姓成为仁义之人。
郭象以其独特的方式调和了儒道两家的矛盾，为统治者有效运用纲常伦理与刑法礼教提供支撑。他肯定名教的存在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认为仁、义、礼、信和刑、君、臣等社会礼仪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他也反对只重形式而违反人情的假礼法。他认为社会制度、道德原则包含于人类的自然性情之中，德性的获得就在于适性无为、顺应自然。将名教寓自然之中，内化于心，兼取二者之优，这样就能达到社会的和谐。
三、郭象的历史评价
（一）褒贬不一的《庄子注》
后世对郭象《庄子注》的态度确实褒贬不一。一方面，有人认为郭象曲解了庄子原意。许多学者指出郭象以己意注解《庄子》，与庄子本意大相径庭，如张远山在《庄学奥义》中认为，今传的《庄子》三十三篇，无一是全真原文，均被郭象先以儒学观点篡改曲解，郭象以注庄来反庄，用伪庄学遮蔽真庄学长达 1700 多年。吴昕玥和郭淑新在《郭象对 ＜庄子＞ 的 “误读”》中也提到，学界对《庄子注》褒贬不一，盖因郭象诠释《庄子》并未完全契合原意，其诠释方法更有别于以往逐条疏解文字章句的路径，而是在对文本原意的把握之上，创造性地加以改造，进而有意识地 “误读” 了《庄子》思想。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郭象复兴了庄子思想，超越了时代局限性。不少学者对《庄子注》的评价极高，言 “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推崇其为魏晋庄学思潮的理论高峰。在庄学发展史上，郭象总结了魏晋时期数十家的研究成果，把庄学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他把《庄子》书改编成流传至今的定本，并且按照玄学的思路提出了自己对庄学的理解，给后世树立了一个解庄的范例。
（二）政治追求与品行争议
郭象虽为玄学清谈大师，但热心追求权势，被批评 “曲说媚势”“任职当权，熏灼内外”。郭象一生经历了西晋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积极步入仕途，从司徒掾到黄门侍郎，再到太傅主簿等职位，手握较大权力。在政治动荡的时期，他始终追随有权势的人物，如东海王司马越，为其控制朝政助力。这种对权势的热衷追求，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批评。
同时，也存在关于其抄袭向秀《庄子注》的争议。向秀是竹林七贤之一，曾注《庄子》，仅差《秋水》《至乐》两篇未完。向秀去世后，儿子太小，无法接手，郭象乘虚而入，“以 (向) 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但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郭象虽然吸收了向秀很多内容，但他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是有自己个人想法的。唐代的陆德明就对向秀与郭象的注释进行对比，在《经典释文》中，他分别着录了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并给予郭象很高的评价：“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 人们对完好保存下来的郭象版《庄子》和仅剩二百多条的向秀版《庄子》做过对比，在现存的条目中，向、郭完全相同的有二十八条，词义相近的有三十七条，向秀有注但郭象没注的有四十八条，而剩下的条目两者完全不同，可以说虽然有抄袭和洗稿的行为，但郭象版的注释还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郭象的《庄子》注释，是在向秀注文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向秀启迪了郭象，也可以说郭象的《庄子》是向秀与郭象二人合力完成的。郭象的《庄子》有着很明显的时代特色，他这部庄子着眼点放在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在这部被自由者视为经典的着作中，完成自然与世俗的融合。
四、郭象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一）个体主义思想的代表
郭象成为中国古代个体主义思想潜流的代表人物，其个体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社会历史观和美学思想等方面对中国主流思想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否定性和独创性。
在本体论上，郭象提出独化论，认为事物的存在发展都是自我独立的展开，不存在任何造物主。这种观点与传统的以 “有” 或 “无” 为本体的观念不同，强调了个体事物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在认识论方面，郭象的独化论也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既然事物是自我独立展开的，那么对事物的认识就不能依赖于外部的权威或既定的观念，而需要通过个体的观察和思考去把握事物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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