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的长河中，那段在校园里度过的两年时光，如同一幅漫长而艰辛的画卷，缓缓展开。那所承载着梦想与希望的校园，见证了我和常英的坚韧与执着。
当年我来自团县委这个极其平凡的工作岗位。按照脱产学习干部的规定，我能领取原有的工资，还有每天七角钱的生活补助费。
这点微薄的补贴，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或许可以再通过其它各种途径来补贴学习经费的不足。
但我深知规定的重要性，不敢有丝毫逾越。我从未向所在单位提出过额外的要求，因为我知道规定如同不可撼动的基石。
然而，林书记却是个心思细腻之人。他曾参加过其他学校的函授班学习，对经费的处理办法颇为熟悉。
在我入学后，他对我说：“你要是方便的话，可以经常回来，来回的车费都能报销，途中的补助也会按规定发放。像一般的工具书、计算器之类的学习用品，别的学员能报销，咱们也能给你报。”
我心里明白，他这是在竭尽全力地为我争取经费。可仅凭单位的力量，确实难以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他作为领导，代表组织出面，情况便大不相同了。
我个人自然不能向行政部门提出这些要求，毕竟政策摆在那里，人家要是拿政策来说事，我根本无从反驳。所以，我一直对林书记的关心和他在实际操作中的努力心怀深深的感激。
这两年里，我始终坚守规定，从未给林书记和单位添过任何麻烦，也没去单位报销过一次发票。为了节省开支，我没给自己添过一件崭新的衣物，没进饭店享受过一顿丰盛的大餐，就连坐公交车都得精打细算，反复斟酌。
校园里绿树繁茂，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倾泻而下，在地面上绘出了一幅幅绚丽的光影画卷。那古老的教学楼，承载着无数学子的梦想。
学校的课程安排并不紧凑，除了田间的实验实习和实际操作课程外，每天通常只上四节课。这让我拥有了不少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同学们大多会利用这些时间去逛公园、逛商店，或者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节目、看录像，又或者打牌下棋，尽情享受悠闲的时光。而我却整日泡在学校的图书室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
图书室里，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散发着淡淡的墨香。我坐在窗边的位置，阳光洒在身上，温暖而舒适。
每当我翻开一本书，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我忘记了生活的疲惫和困难，心中只有对知识的渴望。
在读书的两年间，第一学年时，我大概每两周回一次河口老家。那时家属和孩子都住在河口老家，小美从县城的幼儿园转到了河口乡的幼儿园。县城那仅有三十多平米的房子，由二弟婚后居住着。
为了能赶上周一下午的课，我必须在星期天下午乘车到省城，然后从省城乘夜班车去那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或者次日一大早再从省城出发前往。这就意味着我要在二姐家借宿一晚。
二姐家房子不大，但却充满了温暖。每次去，二姐都会热情地迎接我，为我准备好床铺和食物。
夜晚，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心中却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我想着常英独自在家拉扯着两个孩子，小美六岁，小洋两岁，还有父母和年近八旬的奶奶。我怎能不经常回家，帮她们做些力所不及的事情，分担些家庭压力和担子呢？
到了第二学年，我几乎每周都要回河口老家。常英独自在家，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必须回去，为她分担一些压力。每次回家，我都会看到常英忙碌的身影。她每天都要起早贪黑，为了生计而奔波。
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常英向她从安徽迁过来的姐夫王立柱学习生豆芽的技术。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其中历经了多次失败的尝试。才获得成功。
常英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给豆芽浇水喷雾，那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中摇曳，仿佛是她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闪耀。
午夜还要给豆芽喷助长剂，她的身影在夜色中忙碌，如同一位勤劳的守护者。每天要给好几筐豆芽轮流换水，晚上十点多还要检查豆芽发芽的长短和匀称程度。
这既是技术活，又是体力活，既耗时又耗精力，稍有懈怠就会前功尽弃。但只要坚持下来，一斤干黄豆能生出五到七斤不等的鲜嫩豆芽，技术好的话，甚至能达到十斤左右。利润与技术、辛苦和耐心成正比。
父亲按照常英的要求，在家中的院子里搭建了几间简易操作间，这便成了她的豆芽“小工厂”。操作间虽然简陋，但却充满了希望。常英在这里辛勤地劳作着，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的未来。
住在我家隔壁的友三爷爷（甄恩友老人），在我回来的时候，当着我的面夸奖常英：“甄皓啊，你这媳妇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女能人啊！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像刘常英这样有主见、能干、不怕吃苦、持家有道的孩子可没见过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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