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脑补出来了她是如何被哄骗着离开非洲老家来到中国的故事。
不过，这个非洲姑娘中国话说的挺好的，脑子也很灵活，提出了办识字班的想法。
我寻思着不如试试吧。
非洲姑娘很是勤劳能干，一手操办了所有的事，颇有几分我爸的风采。
这时候我也解开了和她误会，知道了她不是非洲人，而是故意往脸上涂了机油。
当然这不是因为机油可以起到护肤的作用，而是为了保护自己。
第一天开课，我有点紧张，迟迟不肯走上讲台。
陈静宜推了我一把，跟我说：“你连死都不怕，还怕讲课嘛。”
我很想说一句，我其实是怕死的！
后来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去讲课了。
或许是因为小时候教我识字的老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我教工人们识字时，下意识地模仿了老先生的授课方法。
一堂课讲完，工人们都站起身来给我鞠躬，说：“谢谢陆老师！”
原来我家还阔绰的时候，我家的工人也会向我鞠躬，不过他们说的是“少爷好！”
我能感觉出来，虽然同样是鞠躬，但是其中的内涵却完全不同。
我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在哪，单从我自己的内心来说，我更受用于后者。
讲完课，陈静宜用一种崇拜的眼神看着我。
这不是出于对我身份和财富的崇拜，而是出于对我头脑中知识的崇拜，我顿时感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回到家之后，我把这件事和我爸妈说了说。
他们都表示了对我的支持。
我鼓足了干劲继续去挣学费。
陈静宜这小丫头人是真狠，一天给我安排12节课，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一点空隙都没给我留下。
有一回我还听她嘟囔道：“要是有电灯就好了，这样晚上还能加几节课。”
日子过得很快，没多长时间就到了开学的那一天。
我俩数了数赚到的钱，其实没够上我的学费。
但是我爸说动了自己的一个朋友资助我上学。
我偷偷把这份钱加了进去，跟她说赚够了。
陈静宜很聪明，无论是什么东西我只教一遍她就会了，包括她自己一直琢磨不明白的数学。
只要她认真算，就一定能知道到底赚了多少钱。
但是她没算，我说够了，她就信了，紧紧地抱住我想和我自由恋爱。
那是我第一次和女孩子亲密接触，我鬼使神差地同意了。
陈静宜一分钱都没要，她说免费听我的课就够了。
再次回到大学，我学习比以前更加刻苦了。
只是有一些生活习惯没法改变，花起钱来没个数，还得时常靠陈静宜接济。
其实我的同学都挺好的，很少有人会因为我家境没落，并且还和一个“不体面”的工人交往而看不起我。
但是总有那么几个嘴贱的人。
拿着陈静宜和我的家境说事的，我和自己的好朋友王哲揍了回去。
拿我吃软饭说事的，陈静宜组织着自己的工友揍了回去。
自此就再也没人敢说了。
我俩的关系也因此更加紧密。
直到我突然发现，来我这上课的工人数量锐减，就连陈静宜都不来了。
我对他们口中的喊打喊杀要闹革命的想法很不认可。
为此我和陈静宜开始天天吵架。
我就不明白了，有什么事坐下来好好谈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不文明的手段。
陈静宜大骂我以及我所代表的一群人是怂包，是软蛋。
再后来她就加入党，开始参与罢工，参与一些宣传工作。
我和她渐行渐远。
......
陈静宜走了，坐上船去武汉了。
我跟她说：“我会一直等着她的。”
那时候汽笛正好响起，估计她也没听到吧。
或许再见时，她都已经结婚了吧。
回到上海，我继续写文章呼吁大家去关注底层群众。
......
总编死了，被人从后背打了八枪，当场去世。
他死后第二天一堆小报集体编纂和他有关的桃色新闻，说他是为了一个名媛得罪了黑帮，才被人杀死的。
但是，我却知道那都是谣言。
总编亲自操刀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当局忙于内战，放任日本人占领东北。
有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来找他谈，想让他停止此类文章的撰写，多写一些支持当局的内容。
总编没有同意，之后他就死了。
我想要去揭露这件事，四处投稿却没有一家报社肯报道。
甚至就连我自己所在的报社都辞退了我。
陈静宜走后一年多，父母相继去世，我又没有结婚，早就没有牵挂了。
回到家后，我躺在床上开始回忆自己这些年到底都干了点什么。
写文章呼吁社会改良，他们嘴上都说同意，实际行动基本没有。
试图揭露他们干的龌龊事，就面临着各种威胁，你去报官都没用的。
或许，我真的错了。
中国社会的积弊根本就不是改良能够解决的。
我开始翻阅陈静宜留下的书，开始逐渐认可他们的理念。
......
我入党了，正式成为了陈静宜的同志。
利用记者的身份传递情报，是我的主要工作。
后来日本人打过来，王哲在部署防御时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
我没有选择转移，而是留在了上海。
但是好景不长，有一个同志被汉奸抓住了。
不是被发现了身份，而是因为汉奸看他穿着干净整洁，想要敲诈他。
汉奸领人抄了他的家。
我、以及其他和那个同志有接触的人都面临暴露的风险。
我们被迫进行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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