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庙堂权斗——宰相之位的血腥博弈（923 - 925）
初入中枢：改革家与保守派的交锋
随着灭梁战役的胜利，后唐建立，郭崇韬凭借着灭梁之功，顺利地进入中枢担任宰相一职。初入中枢的他，满怀壮志，希望能够对后唐的政治、经济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推行“限田令”抑制藩镇土地兼并
在土地问题上，郭崇韬深刻认识到藩镇土地兼并的严重性。在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大大小小的藩镇将领们大量兼并土地，导致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佃农甚至流民。这种情况不仅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也削弱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郭崇韬提出“限田令”，试图限制藩镇将领们的土地兼并行为。他规定每个藩镇将领所能拥有的土地数量上限，超出部分的土地将被收归国有，然后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藩镇将领们的根本利益，引发了他们强烈的反对。
裁撤冗官（触怒皇亲国戚），改革军功考核制度引发将领不满
在官僚体系方面，郭崇韬发现后唐建立初期，冗官现象非常严重。大量的闲散官员占用了国家的财政资源，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节省财政开支，他决定裁撤冗官。
然而，这一举措却触怒了许多皇亲国戚。这些皇亲国戚通过各种关系在朝廷中安插亲信，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官职，以享受朝廷的俸禄和特权。郭崇韬的裁撤冗官政策使得他们的利益受到了直接的损害。
同时，在军事方面，郭崇韬改革军功考核制度。他改变了以往单纯以军功大小评定将领等级和赏赐的方式，加入了对将领品德、军事谋略、军队管理等多方面的考核指标。这一改革旨在选拔出真正有才能、有品德的将领，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但这一举措却引发了许多将领的不满。一些将领习惯了旧有的评定方式，认为新的考核制度过于苛刻，不利于他们获得更多的赏赐和晋升机会。
矛盾焦点：与皇弟李存渥围绕禁军人事权的反复争夺
在禁军人事权问题上，郭崇韬与皇弟李存渥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禁军在后唐的军事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掌握着禁军人事权就意味着对皇宫安全和京畿地区的稳定有着重要的控制权。
李存渥企图通过控制禁军人事权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郭崇韬则认为禁军人事权应该由中枢统一管理，以确保禁军的忠诚和战斗力。双方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反复的争夺。
李存渥利用自己在皇室中的地位，暗中拉拢一些禁军将领，试图削弱郭崇韬在禁军中的影响力。而郭崇韬则凭借自己在朝廷中的威望和与李存勖的信任关系，坚决抵制李存渥的干涉。这种矛盾的不断升级，使得朝廷内部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
辽东决策失误与宫廷猜忌
力主借道前蜀伐契丹，忽略粮草转运难题，加剧后勤危机
在辽东局势紧张，契丹对中原地区构成威胁的情况下，郭崇韬力主借道前蜀伐契丹。他考虑到如果能够借助前蜀的地理优势，从侧面进攻契丹，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战略效果。然而，他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粮草转运难题。
前蜀地处山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从后唐本土向前蜀运输粮草本就困难重重，再借道前蜀伐契丹，无疑会大大延长粮草运输的距离和时间。在军事行动中，粮草就如同军队的血液，一旦粮草供应不足，军队就会陷入困境。
这一决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军队因为粮草短缺而士气低落，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后唐的这次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对契丹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反而使得后唐自身陷入了后勤危机之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拒绝皇后的贿赂请求（拒收蜀锦事件），彻底得罪刘皇后集团
在宫廷内部，郭崇韬还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拒绝皇后的贿赂请求。当时，刘皇后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想要通过郭崇韬的关系为她的亲信谋取一些利益，并且以蜀锦等珍贵物品作为贿赂。
郭崇韬坚守自己的原则，坚决拒绝了这个贿赂请求。这一行为彻底得罪了刘皇后集团。刘皇后在后唐宫廷中拥有极高的权力和影响力，她的愤怒引发了宫廷内部对郭崇韬的广泛不满。从此，郭崇韬在宫廷中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他的政敌们开始联合起来，寻找机会对他进行打击。
权力失衡：枢密副使安重诲联手宦官集团，以“恃宠专擅”罪名弹劾下狱
在朝廷中，枢密副使安重诲与宦官集团逐渐勾结在一起，他们将郭崇韬视为眼中钉。郭崇韬在朝中的权势渐大，他的改革举措虽然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但却触动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安重诲和宦官集团抓住郭崇韬在辽东决策失误和拒绝皇后贿赂等事件，大做文章，以“恃宠专擅”的罪名对他进行弹劾。李存勖在受到谗言蛊惑的情况下，没有对郭崇韬进行深入的调查，就下令将他下狱。这一事件标志着郭崇韬在朝中的政治生涯开始走向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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