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显纯点头认可，并嘱咐田尔耕严加保护，以防不测。
灭门之案，非同小可，必上达天庭。大明律法严谨，死刑须经三复奏，由皇帝亲批。
锦衣卫则负查补之责，确保无漏网之鱼。
董应举此举，无异于将烫手山芋抛至刑部，更欲拉锦衣卫下水。
许显纯犹豫不决，直至次日晨光熹微。
而此时，皇帝朱由校已闻讯震怒，质问刑部往昔查案之疏漏。
“刑部尚书之位悬而未决，案发至今，唯地方官府勉力追查，音讯全无，真乃‘泥牛入海’矣。”
“无能之辈！”
朱由校怒斥，随即冷言道：“此事你勿需插手，静观锦衣卫与刑部动向便是。”
言罢，他挥手示意魏忠贤退下。
“奴婢遵旨。”
魏忠贤躬身领命，身影渐远。
朱由校指尖轻敲桌面，沉吟不语，静待水落石出。
董应举正于顺天府树立威严，此时，东厂这把皇权之刃，行动则需慎之又慎，以免乱了分寸。
锦衣卫虽为特务之衙，却亦属国家机器，行事有章可循，可调遣之权，众衙门皆知。
而东厂，乃皇权之鹰犬，专司监察，贸然介入，恐有违“明察秋毫”之旨，更碍其厘定衙门权责之大计。
朱由校静观董应举之动向，心中又生一计：“新政成效，何以量之？何不设立一中央统计局，以数据为鉴？”
正当帝王筹谋之际，徐光启于石景山静候五日，忽闻董应举将“闲散之徒”错当“悍匪”押入刑部大牢之事。
他安抚来报者，令其勿再多问，随即陷入沉思。
“此风已起，暗流涌动。”
徐光启目光深邃，顺天新政，必触动某些人之奶酪。
昔日闲谈，何以迅速传遍朝野？显见背后有风。
然他深知，皇命难违，各衙门需各司其职，不得越雷池一步。
转念间，徐光启回归本职，审视起石景、西山二厂之账目。三月间，铁产百万余斤，煤产逾三百万斤，换算之，铁量庞大，煤亦丰饶。
朝廷得其二十分之一，虽料免，工费仍需自理。
算盘珠落，徐光启眉头紧锁。此局由皇资皇商共筑，内廷、工部、兵部合力，实为皇权与朝廷之共荣。
然观此账目，虽矿课增收，却似暗藏玄机，令人不得不深思。
然而，当大批工匠被征召至两厂，朝廷财政亦悄然承压，犹如细流汇成江河，不可小觑。
昔日大明，对工匠近乎“无为而治”，近乎白享其利，此等景象，实乃蒙元遗祸之深重。
追溯往昔，唐宋之时，虽对手工业者略有轻视，却也仅以“番匠”、“当行”之名录册管理，宽松以待。
及至蒙元，征服者的铁蹄下，工匠沦为匠户，编入匠籍，分隶官府、军队乃至王府，束缚重重。
官局人匠、军匠之名，便是那时留下的烙印，世代承袭，婚姻亦受官府掣肘。
朱元璋开国之初，此制沿袭未改，或曰汉唐旧制已忘，变革无据。
试问朝野，谁能指点迷津？
惜乎，朝堂之上，元儒遗风盛行，如“夏伯启剁指案”之类，皆是明证，科学管理之念，实属奢望。
于是，大明承蒙元之弊，对工匠行业施以“一刀切”之策，悉数编入匠籍，隶属官府，世代服役，或轮班或住坐，国家机器之轮因此缓缓转动。
然皇帝一旦废匠籍于京中，朝廷便失去了无偿劳力之源，两厂加工，即便是工、兵两部，亦需自掏腰包，此情此景，令人唏嘘。
徐光启闻之，不禁搔首踟蹰。此事之复杂，非一言可蔽。
于民而言，匠籍之废，无疑是善政；而于朝廷财政，开支激增，却成难题。
权衡再三，徐光启终是决定面陈圣上，共商对策。
言罢，徐光启放下账本，命仆役收拾行装，预备返京。
趁此间隙，他漫步于石景厂内，目睹其新颖管理之道，心生赞叹。
石景厂以分步骤生产为纲，一厂挖矿，二厂炼铁，三厂加工，三者各司其职，又紧密相连，皆出自圣上之手笔。
至于工钱之制，更是别出心裁。
重体力劳动，按劳取酬，公平公正；工匠之薪，则辅以“工级”制度，级别不同，基础薪资各异。
更有绩效工钱，依据劳动量发放，激励人心。
此策一出，石景厂上下，干劲十足，生产效率倍增。
望着往来工匠，徐光启感慨万分。
皇帝之慷慨，不仅在于解除匠籍之束缚，更在于以实利回馈工匠之辛劳。
如此举措，实乃明智之举，亦是国家昌盛之兆。
这些人对皇帝的感激之情，已溢于言表，无以复加。
蓦地，徐光启目睹一队工匠，推着满载铁条的车辆，鱼贯而入这座工厂之门，宛如铁龙蜿蜒。
他不由自主地驻足于一车之前，轻抚铁条，仿佛触摸着未来的脉络。
“诸位此举，意欲何为？”
他温声询问，却引来对方一阵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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