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弟弟杨乃武被冤枉的死刑判决，杨菊贞，一个坚定而勇敢的女性，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进京告状的艰难之路。
在她的第二次京控之旅中，杨菊贞采取了几项关键行动，这些行动最终汇聚成了推动案件重审的力量。
首先，她成功获得了当时着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资助。胡雪岩不仅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杨菊贞打开了进京的大门。
接着，杨菊贞通过夏同善，一位与她家有旧交情的兵部右侍郎，将案件的不公直接呈报给了慈禧太后。夏同善的地位和影响力为案件的重审增添了重要砝码。
此外，杨菊贞还得到了刑部右侍郎翁同和的帮助。翁同和虽然与杨家无直接关系，但他对湘军的不满让他成为了揭露案件真相的有力支持者。
最终，杨菊贞的不懈努力和四处奔走，赢得了30多位浙江籍在京官员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联名上诉，形成了对案件重审的强大压力。
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中，确实可以看出当时的司法程序受到了地域和派系的强烈影响。
要求翻案的官员们，要么是浙江本地人，关心家乡的公正，要么是对湘军持有不满态度的人物。
而审理此案的官员，如刘希同、杭州知府以及浙江巡抚杨昌军，都是湘军背景的人物，这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显得尤为重要。
案件的重审过程中，胡瑞澜虽然是湖北人，并非湘军出身，但他在浙江担任学政，受到了以杨昌军为首的湘军集团的影响。
由于他需要在浙江继续自己的仕途，因此他选择了维持原判，避免与湘军集团产生冲突。
这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官场的现实主义和权力游戏。
浙江的官员们对此表示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地方事务，不应该由外来的湘军集团所左右。
在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案件中，夏同善，一位深得慈禧太后赏识的兵部右侍郎，扮演了关键角色。
他不仅因其卓越的文才和学识在朝中享有盛誉，更因其正义感和责任心而在民间传颂。
夏同善在案件中的行动是果断而有力的。他公开发出呼吁，强调杨乃武作为举人，代表着读书人的尊严和清白。
他警告说，如果不彻底查清此案，将对浙江乃至全国的读书人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必须给天下读书人一个公正的交代。
夏同善的声音得到了《申报》的响应。
这份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以“乃武归天，斯文扫地”的震撼标题，全程跟踪报道了案件的进展，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同情。
《申报》的深度报道和犀利评论，无疑为案件的重审增添了公众压力。
在夏同善的坚持和《申报》的推动下，加上浙江籍官员的联名上诉，案件最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密切关注。
在太后的干预下，案件得到了关键的转机，为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平冤昭雪铺平了道路。
光绪二年，清朝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大司法机构联合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审。
在这一关键时刻，所有涉案人员，包括杨乃武与小白菜，被带至京城，面临着他们命运的转折点。
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审判中，杨乃武与小白菜坚决喊冤，并在京城的审判庭中翻供，否认了之前在酷刑下作出的有罪供述。
这一举动，加上公众舆论的压力和浙江籍官员的联名上诉，为案件的公正审理创造了条件。
随后，审判庭决定开棺验尸，以科学的方法重新检验小白菜丈夫葛品连的死因。
经过仔细的检查，最终确认葛品连的死因为热症，即疾病死亡，而非之前所判定的砒霜中毒。
这一发现彻底推翻了之前的判决，为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清白提供了铁证。
从同治十二年案发，到光绪二年的真相大白，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件历时三年的曲折审理，终于在京城的审判庭中得到了公正的裁决。
在晚清时期，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震惊了整个官场，牵涉了多达300余名官员。
其中，余杭知县及其他30余名官员因处理案件不当而遭到革职查办，余杭知县更是被严厉流放至黑龙江。
此外，包括浙江巡抚、浙江学政、杭州知府在内的100多名官员也因涉案被革职，且被宣布永不续用，这在当时被视为慈禧太后巩固权力的重要举措。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些被认为永不续用的官员却意外地重返了官场。
例如，杨昌军在案件发生两年多后复出，并最终晋升为兵部尚书。同样，胡瑞澜在几年后也重返政坛，并担任了大理寺卿，即当时最高法院的院长。
这些官员的复出，不仅反映了晚清官场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微妙。一方面，这可能与他们的个人能力和政治手腕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清末政局的变动和权力的重新洗牌，使得一些官员得以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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