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当时有一个叫韩南老的人，金榜题名之后，有人来向他提亲，他并未当面拒绝，而是作了一首打油诗：“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
如果女儿家出身不高贵、自身不漂亮、也没有文采，那人们就在彩礼上大做文章，这也就是“娶妻论财”，看谁陪嫁的彩礼多（这些嫁妆即使在婚后，在法律上也归女方所有）。
据说大才子苏辙为了给女儿筹办嫁妆，卖了一块好田地，筹到“九千四百缗”，戏称自己“破家嫁女”。甚至宋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为了把女儿嫁给好人家，也要向做皇帝的哥哥借钱准备嫁妆。
因此，民间把“择婿”说成“捉婿”，又戏称为“脔婿”，“脔”乃切割肉块，可谓比喻形象、颇带讽刺意味。
经父母这般一番絮絮叨叨的举例说明和责骂数落，高忠义也就没有了主意。正在这般思忖之时，一帮汉子一哄而上，将他拥到一辆马车跟前。只听一个小头目说到：“别惊吓了姑爷！咱们带回去等候老爷、小姐问话。”一会功夫，就将他带到一处院子附近。
原来这主人是名马姓退伍武夫，粗俗浅薄、行事鲁莽，吃喝嫖赌抽几乎样样俱全，但因从军有点军功，后来在凤翔府周至县衙做了捕快小头目，在州县还是有点影响力，家境十分殷实。高忠义一看这幅模样，心里就不爽，但碍于众人在场，也没有当面拒绝。加之父母长辈的絮絮叨叨，后来，几个小跟班过来叽叽喳喳吵闹不停，闹得沸沸扬扬，高忠义只能暂且如此罢了。
大喜之日，见了那马家姑娘，只是普通长相，无才、无色、无女功，高忠义一片厌恶。但碍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碍于社会舆论压力，加之自己本身也就喜欢闲云野鹤的生活，因此也就将就一些了。
却说有了功名出身，高忠义在身份上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就准备动身去皇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去看看。
利用这段时间，他在汴梁体察民情，了解社会状况。却只见贫富悬殊，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主要原因是党阀异同，朋党倾轧，政治集团争权夺利，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改革之初，双方斗争的焦点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么改革；随着斗争的加剧，斗争的焦点变为私人恩怨的斗争。甚至双方针锋相对、针尖对麦芒，甚至成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现象。以至于朝廷大员更换极其频繁，往往是大批大批进行更换。又由于宋代不杀士大夫的政策，使得一些人胆大妄为、明知故犯，以党争来攫取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严重损害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
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发起“庆历新政”。吕夷简等人极力反对改革，他们迂回绕开新政，攻击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宋代朝廷汲取北周的教训，极其害怕朋党。结果就是新政受挫，范仲淹也被贬出京，改革戛然而止。
宋神宗时期，起用王安石开展“熙宁变法”。在改革派、保守派争议当中，宋神宗罢退了吕公着、程颢、范纯仁、欧阳修、富弼、文彦博等一批反对改革的官员，听从王安石的举荐，起用了吕惠卿、章惇、曾布、沈括等一批改革新人。
宋神宗去世后，年仅九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由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她立即召回司马光任宰相，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佑党人”。
而现在的宋皇帝赵佶，又任命蔡京为宰相。以崇奉熙宁新法为名，命令蔡京登记所有元佑旧党姓名。蔡京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120人尽皆列入册上。而这些人的姓名都被刻在端礼门及各地官厅之前石碑上，并且称呼他们为“奸党”。这些名单后来又增加至309人。之后蔡京手书“元佑党籍”， 刻石于天下。凡是他们的名字在党籍册中的人都需要禁锢他们的子孙，不能让他们在京师及近甸当官。史称“元佑党案”。
传说，当时让长安石匠安民镌刻“元佑党籍”石碑，安民推辞说：“我是草民，比较愚蠢，当然不知道树立这块石碑的用意。但我知道司马相公，天下海内人都说他很正直，但如今却说他是奸邪之人，我真不忍心刻上他的名字。”当地官员大怒，准备给他加罪。安民哭泣求饶说：“官人让我刻司马光的名字我不敢推辞，但请求官人答应，不要把我的名字镌刻在石碑末尾，我害怕得罪后世的人啊。”官府人员听到这些，脸都羞红了。
就在党争激烈之际，大批奸臣登上政治舞台，这些奸臣祸国殃民、无恶不作，更加加深了社会矛盾。
虽然当时宋皇帝赵佶决心“锐意制作以粉饰太平”。宰相蔡京看到皇帝的心事，为了浑水摸鱼，就给皇帝说：“现在府库里面的钱币多达五千万以上，所谓‘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现在天下太平，就应该咋样高兴咋样来；天下富裕，就应当兴修宫殿以崇其礼。”皇帝赵佶一听大喜，就开始大兴土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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