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虚云大师才说：“因果二字，把佛所说的法概括无余了。”
“因果报应”又叫“因缘际会”、“因缘和合”。它包括业、因、缘、果、报等五个行事过程。“业”即造作、活动，指一切身心活动，包括身、口、意“三业”；“因”就是“业”的行动结果；“缘”就是条件，因缘结合，才产生果报；“果”就是由于“因”与“缘”结合而形成的“事实”，中间须要有“缘”(条件)来会合促发；“报”就是报应。它又分为“现世报（立刻兑现）”“生世报（下世兑现）”“来世报（在不确定的后世身上兑现）”三个阶段。佛经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深明因果，因而“重因而畏果”；而贪夫不畏因果，纵贪嗔痴，大胆妄为，什么坏事都敢做。
我们古老的农业文明历史，早就揭示了这个道理。我们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地劳作的行为就是“业”；“瓜与豆”的种子是因，“因”是定数；合适的土壤、阳光、水分就是“缘”；果实长成即“果报”。
有种植经验的人就知道，有的种子今年种，今年就收获；有的种子今年种，明年才收获；还有的种子今年种，可能几年后才能收获。这与佛教所说的“现世报”“生世报”“来世报”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一些人经常疑问：为什么有许多“因”并没有导致该有的“果”？这主要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现实生活中的每件事，都不是独立的个体，它都是由很多个事件，由很多个因果链条组成的有机整体，有机系统。也就是所谓的“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在由“因”到“果”的过程中，由于“缘”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报”的出现也就大不相同。正因为如此，才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也还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说法。
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因果和合，并没有单独、固定、恒常的存在，万物并不是真正的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将“地、水、火、风”四大现象视为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大乘佛教根据“缘起论”的推导认为人世“四大皆空”，是性空、不真实的。
既然我们现世是前世所修而来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自知？按照佛教的说法，凡是转世来到阳间为人的，在来阳间时都必须喝一碗“孟婆汤”（即迷魂汤），把前世的事都忘掉。
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就说过：“因与果，手段与目的，种子与果实，全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果早就酝酿在因中，目的存在于手段之前，果实则包含在种子中、大自然法则中。”
还有一些人为了过分强调“因果报应”的“宿命论”，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机械对应因果关系，就与佛法所讲的因果论相去甚远了。
而两宋种了太多的“因”，结下以后众多的“果”。
第三部分：两宋由盛而衰的核心原因分析
一是“中央集权”，官员自主性降低。
宋太祖克服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制度弊病，初步建立起中央决策体制；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集中兵权、财权、司法权和官员任免权。尤其是深刻汲取北周末年“武将擅权”导致自己“黄袍加身”的历史教训，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全方位多角度推行“崇文抑武”“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政策。
从机构设置上，宋朝廷的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省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文武分权制衡。
宋神宗时期，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宋神宗反对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
宋廷为了体现出对文臣的优待，就对一些功勋元老文臣赋予可以有限度地过问军事的权利。比如文彦博、吕公着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
到了南宋，宋高宗知道秦桧卖国求荣引起公愤，但是因为秦桧完完全全贯彻了宋高宗的政治路线，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保护秦桧，特许秦桧以宰相兼任枢密使。但这个可恶的先例，为后来的韩侂胄、贾似道等人揽权擅政树立了恶劣榜样。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到宋宁宗时期，由于权臣的斗争，宰相兼枢密使又成为定制，对皇权产生了重大威胁，导致了后期危机的加剧。
二是“崇文抑武”，打击了武将在战场上杀敌的积极性。
“重文轻武”“崇文抑武”是宋朝职官制度一个极为显着的特点。张演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宋廷通过“收其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三大手段，以及“派遣监军”“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散官寄禄”“差遣制度”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限制武将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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