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沿袭了曹魏所创立的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九品中正制过于看重门第出身，使得一些真正有才华、有抱负的贫寒之士难以获得晋升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胡太后开始对秀才、孝廉，进行一定的面试形式考试，实行的对策、策问措施，就显得尤为关键。
当然，对于冗官冗员的现象，胡太后也进行了淘汰处理。她毅然决定大规模淘汰郎官，以整顿官僚队伍，提升朝廷的执政水平。
胡太后的这一举措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为当时的北魏朝廷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行政效率，也为后世的统治者在整顿吏治方面提供了借鉴。
在选人用人上动心思，足够体现出胡太后的政治远见。治理一个国家，人是一切的基础。权力架构清晰，各级人员各司其职，她的施政理念才能有效推行。
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施政的核心理念，就是以民为本，而胡太后也是这么做的。胡太后曾郑重地下诏宣称：审查诉讼案件、理清冤情，这实在是政务的首要任务；亲自倾听和了解情况，这是民众信任的来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胡太后大力整顿司法制度，加强对官员执法的监督，确保每一个案件都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审理。
不仅如此，胡太后还积极开展一系列的善政。她大力赈济穷人，每当遇到灾荒之年，胡太后都会下令开仓放粮，派遣官员前往灾区，将粮食和衣物送到那些生活困苦的百姓手中。
对于孤寡之人，她更是给予了特别的体恤。设立专门的机构，为孤寡者提供住所和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在孤独和困苦中感受到朝廷的温暖。
对于那些身患疾病的病人和年老体弱的老人，胡太后也没有遗忘。她下令召集名医，为病人免费诊治，调配珍贵的药材，力求让每一个患病的人都能得到救治。对于年老无依的老人，提供养老金和生活物资，让他们能够安享晚年。
此外，胡太后深知百姓生活的艰辛，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还果断地减免税赋。这一举措使得百姓们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喘息之机，能够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当然，古代人都推崇视死如视生的说法。对于身后事，是非常的重视的。为了能够让一般百姓，享受到死后安葬的体面。胡太后还为这些群体，划定了公墓。
公元518年，胡太后下诏宣称：“人生犹如白驹过隙，皆有终止的那一刻，最终都将归于那寂静的坟墓。京城洛阳，这座宏伟而繁华的都市，其繁荣昌盛之景令人叹为观止，人口数量之巨，何止满亿万之数。在这里，人的贵贱之分往往凭借其门阀家籍来判定。
在如此境况之下，众多贫穷之人，竟处于居无定所的艰难境地，这实在令人痛心疾首。身为百姓的父母官，身负着重大的责任与使命，尤其应当心怀怜悯，深切体恤那些贫弱之人的困苦与无奈。现今特此规定，乾脯山（洛阳凤凰山）以西的区域，将被划定作为公墓。
从古至今，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往往伴随着贫富差距的问题。洛阳作为当时的重要城市，其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社会阶层的不平等。
在这种不平等的环境中，贫困者的生活困境愈发凸显。而胡太后的这一决策，无疑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努力追求，试图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弱者，提供一份最后的安宁与尊严。这一规定的背后，不仅体现了胡太后的仁善之心，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渴望和呼唤。”
胡太后的这些举措，不仅在当时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为后世的统治者树立了关注民生、施行仁政的典范。
在外交军事上，胡太后对于当时的北魏，也是有着突出的贡献的。胡太后掌权后，积极的参与到对于军队的管理。对于军队的一些弊政，她大力的整顿和改革。
在北魏授予军功的过程中，经常竟然存在着“偷阶冒名，改换勋簿”这般令人不齿的不法行为。军阶在北魏的政治体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能够成为官员升迁官僚品级的重要凭借，即便是在官职较低的情况下，也能够有力地维系官员处于较高的品级。
更为关键的是，军阶甚至为一些人提供了转变为士族的难得机会。正是由于军阶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和利益诱惑，贪冒军功的现象，也就随之如洪水猛兽般泛滥开来。
面对这一现象，公元517 年正月，胡太后以坚决的态度下诏：“凡是偷窃军阶者，一律予以彻底的沙汰。对于籍贯不实之人，要普遍地进行纠察和审查，允许他们主动自首，若有逾期违命不归首者，则加重罪责。” 这一诏令彰显了胡太后整顿军功乱象的决心。
公元518正月，胡太后再次下诏，规定对在职人员皆需“五人相保”。这意味着在职人员之间要相互监督、相互担保。对于那些无人担保的人，将采取严厉的措施，剥夺其官职，并令其返回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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