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又上疏指出：“有人讲实话，敢于讲真话，是天下大治的预兆！当初孙伏伽因一件小事劝谏，让太宗大喜过望，重重赏赐了他。所以在那个时代，朝臣只怕自己意见提的不够深入，根本不用考虑触犯禁忌。陛下继位已近一年，还没听说有谁像孙伏伽那样受到赏赐。臣等身为谏官，一直得不到召见。每次站到官员队列里，弯腰低首连大气都不敢喘，哪有闲暇去评价朝政得失！我们这些人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地位疏远的大臣！”
元稹又针对贞元年间，王伾、王叔文依靠取媚太子李诵得宠，在其继位后几乎扰乱天下的事进谏，劝宪宗早点挑选德才兼优的饱学之士辅导各位皇子。
元稹这三次上疏，精准把握住了宪宗的关切，宪宗对他极为欣赏，经常向他询问国事。
与元稹刻意为之的做法不同，白居易平时喜欢通过写诗的方式反映时政，他的诗受众很广，甚至有百余篇流传到了深宫。宪宗读后大喜，将他提拔为翰林学士，直接参预朝政。
元和二年（807年）正月，七十二岁高龄的宰相杜佑告老还乡，郑馀庆也因受奸人所害，改为太子宾客。
杜黄裳辅佐宪宗平定西川叛藩刘辟，有经世济民的大才，却不太关注朝堂上的礼仪小节。出于保护，同时也是为了发挥他的优长，宪宗让他以宰相身份出任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
与此同时，升任户部侍郎武元衡、翰林学士李吉甫为宰相！
李吉甫接到诏令，感动的涕泪横流，哽咽着对中书舍人裴垍说：“想我流落江、淮十五年无人过问，没想到圣恩如此浩荡！身为宰臣，报答皇恩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举荐贤才。但是年轻一代的官员，我认识的很少。你向来眼光独到，如有这方面的资源，希望能毫不保留的推荐给我。”
裴垍当即写下三十人名单交予李吉甫，数月内李吉甫将他们一一任用，一时好评如潮！
文官选用得人，在边将人选上宪宗同样重视！
同年四月，宪宗委任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出任朔方、灵、盐节度使，统一节制驻防上述地区的神策、定远、盐州等军，用以解决德宗期间边军一州一地互不统属的痼疾。
范希朝是资深老将，出自邠宁军，屡立战功，在军中素有威望。他的到来，极大加强了大唐的北部边防。
【02】
自古帝王多猜忌！从安史之乱后的几任帝王看，肃宗、德宗如此，性格偏柔的代宗同样如此。宪宗的猜忌心也不是没有，只是与肃宗、德宗两个犟头相比，他听得进劝、拎得清轻重。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暗中与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卢龙节度使刘济结交，对外却声称要替朝廷谋取太行山以东土地，擅自领兵东出。
宪宗下诏命令他即刻返归潞州（昭义治所，今山西长治），卢从史以在邢、洺二州筹措军粮为由，逗留很久方才离去。
此事过后，宪宗密召翰林学士李绛，对他说：“有件事很反常，朕本不愿意说。朕曾令郑絪拟旨，先让卢从史返回潞州，再征召其入朝。郑絪却将此事泄露给了卢从史，致使卢从史托故滞留河北。身为臣子，他竟如此辜负朕，朕该怎么处理他？”
李绛毫不犹豫的说：“如果真是这样，抄灭九族都不够！但是此事重大，郑絪、卢从史肯定不会自己透露，陛下您是怎么知道的。”
宪宗道：“是李吉甫密报给朕的！”
李绛说：“臣私下听大臣议论，称郑絪为佳士，以他的品行操守，恐怕做不出泄露机密的事。这或许是同僚中有人想独揽朝政，忌恨郑絪蒙您宠幸。愿陛下审慎调查，切勿让人说陛下轻信谗言。”
宪宗沉思片刻，道：“你说的对，郑絪做不出这种事。多亏有你，否则朕险些犯下过失。”
李绛的秉公直言保全了郑絪，让宪宗对他愈发信任，经常与他谈论政务。一次，宪宗问李绛：“朕发现谏官的所谓谏言，大多是毁谤朝政的无稽之谈。朕准备贬黜一、两个特别过分的以儆效尤，卿认为怎样？”
李绛答：“这主意一定不是出自陛下，肯定是有奸邪小人想要堵塞陛下耳目！”
“臣子的生死取决于陛下您的喜怒，天底下敢于向陛下反映真实情况的能有几人！即便有向您进言的，恐怕也都心存畏惧，生怕哪句话会触犯到您，对奏疏百般修改。待呈报到您那里，他原想表达的意思还能剩下十分之二三就不错了！所以君王孜孜不倦的让谏官进言，还怕他们不敢讲，何况要加罪他们！如果这样做，那就形同于堵塞言路，恐怕不是江山社稷的福分！”
宪宗欣然允诺，没有贬黜谏官！
【03】
纵观大唐历任帝王，性格虽各有不同，但大体上呈现出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以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果决型人格，一种是以高宗李治为代表的柔弱型人格。
太宗、玄宗、肃宗、德宗基本属于前一类型，主要特征是脾气急躁，做事干练，易怒；高宗、中宗、睿宗、代宗、顺宗则属于后一种人格，相对宽和，包容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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