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儒教是不是宗教还可商榷，似乎还是只能称儒家。至于道家，它是一个哲学的学派，而道教才是宗教，二者有其区别。道家与道教的教义不仅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顺乎自然，而道教教人反乎自然。举例来说，照老子、庄子讲，生而有死是自然过程，人应当平静地顺着这个自然过程。但是道教的主要教义则是如何避免死亡的原理和方术，‘长生术’显然是反自然而行的。“作为哲学的佛学与作为宗教的佛教，也有区别。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佛学的研究其实比对佛教更感兴趣得多。中国平常人家的丧祭活动，和尚道士一齐参加，这是很常见的。中国人即使信奉宗教，也是有哲学意味的。“我以为，中国人其实是最不关心宗教的。“黎慕军一语惊人。讲台下一阵骚动，不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黎慕军解释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或礼仪，不是宗教。有人会问：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答案是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欲望。人们极其关心与现实紧密关联的哲学或伦理学，而不是宗教的。国人在哲学或伦理学里已经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或伦理学里表达了、欣赏了对超乎现世的追求，而按照哲学或伦理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按照中国哲学或伦理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仅在于积极的知识，而且更在于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尘世而非虚幻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新型价值。在中国哲学或伦理学中，已经认定它达到了宗教所能到达的高点。“《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表明，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
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因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无论哪一家思想，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讲政治，说道德的。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此外，中国的儒、道两学在开创时就到达了顶点，孔孟和老庄的高度至今无人突破，而那时候的表达方式是十分的言简意赅，这倒不是他们有意故作玄虚，而是当时的字是刻在竹简或甲骨上的，少一个字是一个，养成了惜字如金的习惯。它们明晰不足而变得暗示有余，正因此，后人对此多有歧义，反而认为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艺术的最高境界，更是建立一个庞大理论体系的一条捷径。但是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厚古薄今的做法就几乎封杀了儒、道的发展，更可悲的是中国社会对内部‘另类’或‘异类’本能的排斥，限制了思想的活跃。不过，这倒为佛教的发展让开了空间。“我以为，世上所有的学说，教派，理论等都不可能是包揽一切的，是唯一完全正确的。只不过有的适合这一部分人群，有的适合另一部分人群的。有的这一部分对，有的那这一部分对。有的此时对，有的彼时对。既没有包罗万象的唯一的本原，也没有所谓的宇宙终结原理。
“在中国历史上，学说思想空前繁荣的时期是在战国后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归纳起来其实最重要的是三家：儒家、道家和法家。“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谈百家，主要是这里面有一些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他们的理论都不同，可他们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即都向当时各国的诸侯推荐自己的学说，希望通过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一点，他们不像西方的思想家，而更像推销商品的商人。“而诸侯们之间的连年不断的纷争和战争，也必将最终走向统一。此时，谁的头脑清醒，动作最快，效率最高，谁的国力增加最快，谁就将最终赢得这场战争。“这样一来，有人来兜售理论学说，有人需要理论学说。这就有了市场，就能促使理论学说的发展。不过，这也就确定了在中国，哲学和权力两者之间的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这是中国和外国不同的地方。“权力本来是无形的，人类社会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权力这种无形的，但却又无所不能的力量。在最初，只怕是纯体力的力量型的角逐。到后来，逐渐加上了运气、智能、计谋和策略。再后来，不再依靠个人的单打独斗，开始利用群体的力量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的规则和法典。“在中土，连绵不断的战争的最终，采用法家学说的秦始皇使得秦国迅速强大起来，最终用武力战败六国，一统天下权力。“法家不虚伪，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蔑视人性，提倡严刑峻法，在他们眼里，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军队。
“秦王朝的覆灭，暴露了单靠法家严刑峻法和以人民为敌的思想之局限性和反动性。战争状态下，人民也许只能暂时屈服，配合解决权利的归属。然而，长时期对人民压迫、奴役必将引起理所当然的反抗。陈胜起义能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就是明证。这就使得后来的君王们不得不改弦易辙，都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中国的帝王们和一切问鼎九州的政治家懂得，一味地苛政暴虐还是不行的，需要的是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两手。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法家的理论，只是不便把其公开化。私下里，法家的‘法’‘势’‘术’三件帝皇之具是名副其实的‘驭臣术’。不过，法家还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它只能是一种‘术’，而不是一种‘道’，一种能教化天下平安无事的大道理。“这个‘道’在哪里呐？“经过了短暂的‘养民生息’，西汉进入全盛时期，汉武帝除了重新坚持郡县制外，还实行了‘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而完成了中国帝王专制制度的全体打造，沿用至今。“汉武帝时期的新儒家学说实际上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话，把‘天’说成是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无上的权威。而帝王则是‘承天意以从事’。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天子”，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但真正奠定儒教无法动摇地位的是科举制的实行，全部占有薪奉收入的‘儒’，从此进入了社会的领导行列，充实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也使儒家或儒生成为这个国家的躯干，在支撑起中央政府的同时也具有支配低层群体的权力。“科举制是最有效的粘合剂，它使这个大金字塔的稳定性大大加强，是帝皇们爱不释手的宝贝，也是儒家的衣食来源。儒家的这种社会地位就产生了它的社会责任感，儒家也很能积极地面对人生，从不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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