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令解缙主持编纂（规模147人），一年后修成《文献大成》，但朱棣亲阅后甚为不满，钦点姚广孝担任监修 ，同时编纂队伍扩大到了2196人（累计达3000多人），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定稿，朱棣亲自作序并赐名《永乐大典》。全书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抄写完毕。
编修队伍有“正总裁3人，副总裁25人，纂修387人，催纂5人，编写332人，看样57人，誊写1381人，续送教授10人，办事官吏20人，凡2180人”，还参用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
《永乐大典》完成后，明廷又在各地征召了大批缮书人进行描栏、清抄、绘图和圈点工作，由于人员数量过多，已经无法准确统计。
《永乐大典》全书卷（目录60卷，共计卷），册，约3.7亿字，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珍贵遗产。
为了确保大典内容的丰富性、权威性和全面性，编纂团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搜集工作。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藏书楼、书院以及私人藏书家。
无论是深藏在名山古刹中的珍贵典籍，还是隐匿于民间的孤本手稿，都被他们不辞辛劳地逐一搜罗而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要应对书籍的散失、损毁、错漏等重重难题，还要对海量繁杂的资料进行精心的筛选、严谨的整理和细致的校勘。
在编纂《永乐大典》来自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汇聚一堂。医学领域的名医王履，与精通手工技艺的匠人蒯祥常常交流切磋。
讨论如何记录古代精妙的木工技艺时，蒯祥向王履讲述了木工榫卯结构的巧妙之处，而王履则从医学解剖的角度，提及人体骨骼关节的连接与榫卯结构在原理上的相似性，这一独特的见解让在场众人深受启发。
擅长诗词的才子李东阳，与熟悉贸易的行家周忱也有过精彩的交流。当编纂到有关古代商业贸易的篇章时，周忱详细地介绍了各地贸易的特色和发展历程，李东阳则从诗词作品中找寻与贸易相关的描绘，以增添篇章的文化韵味。
还有天文历法方面的专家贝琳，与研究农业的学者邝璠。贝琳在讲解天文观测的方法和历法的制定时，邝璠联想到农业生产中节气对农作物耕种的重要影响，两人的交流使得这部分内容更加丰富和准确。
各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物，在编纂工作中毫无保留地分享知识和经验。他们在忙碌中找到了纯粹的快乐，众多志同道合之人聚在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努力，那种氛围让每个人都沉醉其中。他们忘却了疲惫，心中只有对知识的追求和对这部伟大典籍的期待。
编纂工作要求近乎苛刻。每一个条目都必须经过反复的考证和深入的斟酌，以确保其内容的真实、可靠、权威。对于那些存在争议的观点和学说，编纂者们始终秉持着客观、公正、包容的态度，予以详尽的记录和全面的说明。
同时，为了方便后世查阅和使用，大典采用了独具匠心的编排方式。它以韵目分类为基础，依照汉字的音韵规律，将各种知识和文献有条不紊地组织在一起。这种编排方式既体现了中国古代音韵学的高深智慧，又为使用者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检索途径。
编纂书案前奋笔疾书，每一个字句都倾注着他们的心血与智慧。历经数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在 1408 年，这部惊世巨着得以圆满完成。
《永乐大典》修成后，被放置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永乐十九年明成祖移都北京，挑选了一部分藏书带到新都。
《永乐大典》在正统年间正式被放置在文楼中。嘉靖四十一年，明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张居正等人负责重录《永乐大典》的工作，吏部和礼部主持“糊名考试”，选拨出109位善书人，此外还有内府调拨的画匠、砑光匠、纸匠等，以及惜薪司、光禄寺和翰林院分别负责的木炭、酒饭和“月米”供应等人员参与其中。
《永乐大典》其内容涵盖了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等各个领域，无所不包。从古老的经典哲学着作到民间的实用技艺，从神秘的天文历法到生动的戏曲故事，从深奥的医学理论到精妙的工艺技巧，凡所应有，无所不有。
《永乐大典》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永陵，但大典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后人以修书之名窃走，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仅存 8000 余册。
此后，在晚清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更是给《永乐大典》带来了灭顶之灾。大量的册卷被侵略者肆意抢掠，流落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中都有其珍贵的身影。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范围内能够确认的《永乐大典》仅有 400 余册，约占原书的 4%，而我国现存的《永乐大典》仅有 224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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