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是，消除社会弊端，扫除社会犯罪。这翻译成全斗焕的心里话，应该是「消除社会异己，扫清反对力量」。
这种机构的出现，直接导致了两个现象：
首先，警察的综合素质变低。他们只负责暴力镇压，专业能力一言难尽，对民众更是欺压凌辱，无恶不作。
而苦不堪言的底层民众，在违法后，会受到加倍刑罚。结束刑期的犯人们，全部被收容到劳教所，继续过着非人般的生活。
他们在劳教所里，每天有高强度的劳作不说，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管理人员的辱骂和毒打。
作为「再教育」，根本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样的法律法规，对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效力，也就罢了。问题就出在「执行者」身上。
对南韩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南韩统治阶级背后的势力，盘根错杂。
任人唯亲，包庇犯罪，这种事屡见不鲜。
当时总统全斗焕的弟弟全敬焕，是前总统朴正熙的司机。
亲哥当上总统后，他也「鸡犬升天」，混入了南韩高层统治阶级。从此大肆敛财，好不快活。
但事情总有败露的一天。
1988 年，全敬焕借家族之便侵吞 76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4200 万）的国家财产。
最后却只是轻判，七年。更离谱的是，仅在三年后，他就被释放了。
面对采访的媒体，全敬焕的第一句话就是：「不世袭，无罪。」
怎么理解呢？大概意思就是「我有钱，我有权，所以我无罪」。
对比之下，盗窃了 500 多万韩元却要过 17 年铁窗生活的池康宪，活像个笑话。
都说，勇者抽刀向强者。可现实往往是，掌权者抽刀向弱者。
囚犯们可以接受自己犯法坐牢的命运，但不能接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
于是，他们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讨回公道。奈何 12 个人里八个人「出师未捷身先死」，只剩下四个核心人物了。
在逃亡的日子里，池康宪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
一定要给全斗焕一点颜色看看！
一定要让世人知道自己的心声！
以池康宪为首的逃亡四人组，一边逃窜，一边规划。
最终，他们选中了当时南韩有钱人扎堆的地方——汉城富人区。
为什么要选择富人区？
毕竟，比起这种治安良好、戒备森严的地方，缺乏管理的贫民区应该更适合藏匿。
但池康宪一行人的目的，从来不是通过越狱获得自由。他们选择汉城富人区的原因有二：
第一，相较于吃不饱穿不暖的穷人们，有钱人往往更加惜命。
这也方便他们「借宿」或者「借钱」。
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总统全斗焕的豪宅「延禧宫」就富人区。
这是池康宪逃亡时说过的话:
「我家里就很穷，读到小学毕业就没钱继续了。」
「父亲脾气暴躁，酗酒成性，天天对我和四个哥哥姐姐拳打脚踢。」
「因为穷，所以没钱读书，不读书就没有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又怎么赚钱呢？」
「别说享受生活了，平时打杂工赚的那点钱连维持温饱都够呛，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梦想，虽然听起来很可笑，但我还是要说出来。」
「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诗人，一名贫穷但浪漫的诗人。」
「我也认为自己是韩国最后一位诗人。」
「我是一个浪漫的悲观主义者，想做一个快乐的乞丐。」
「但是！韩国根本不需要我这样的人！」
「对于统治者和高高在上的富人们来说，我们这种人的命比草芥更低贱。」
「总统的弟弟全敬焕，挪用几十上百亿韩元才被判七年，坐了三年牢就出来了。」
「我们呢？」
「明明连他的零头都没有，却要在监狱里，在劳教所里，度过十几年！」
「我做错了事，是应该坐牢。但不能忍受政府的腐败，也不能忍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有钱的人就没有罪过吗？穷人天生就是有罪的吗？」
「所以我要去延禧宫找全斗焕，去揭露这个国家所有的罪恶！」
1988 年 10 月 16 日凌晨四点，一个年长的男人慌张地跑进警局，
「我要报案！我的家里进了四个逃犯！」
原来，被劫持的男主人还是担心家人的安全，所以选择众人睡下后，来警察局报案。
全区警察倾巢而出，甚至还从别的城区抽调了警力。
媒体也闻风而动，带着长枪短炮来到现场，希望能抢到这一新闻头版。
于是，这栋不起眼的民宅外，生生围了千余名警察和数百家媒体。
南韩西大门区，在奥运结束后，第一次迎来如此热闹的清晨。
无数个摄像头对准民宅的窗口。
一场结局注定的对抗，就这样以直播的形式，呈现在所有韩国民众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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