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永和十七年，秋。
这一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才过了白露，江南本该是稻穗垂金、桂子飘香的时节，可放眼望去，目之所及只有龟裂的田地和枯黄的稻秆。
整整三个月，一滴雨都没下。河道干得见了底，露出黑乎乎的淤泥，鱼虾的尸骸嵌在干裂的泥块里，在秋阳下散发着一股闷臭。
老农蹲在田埂上，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枯死的稻穗，浑浊的眼睛里没有泪水——泪早就流干了，只剩下一种木然的绝望。
这是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江南三州——湖州、秀州、明州。
大周立国近千年，京畿以北的军粮、东南沿海的盐税、西南山区的矿产，皆是大周的筋骨血脉。
但若说哪一处是这颗王朝心脏跳动最有力的脉搏，那便是江南。每年秋收之后，漕船千帆竞发，沿运河北上，将雪白的稻米送入京师的常平仓。
那一船船的米，是朝廷运转的底气，是边关将士的饱暖，是大周王朝稳定根基中最沉重也最坚实的一块基石。
如今，这块基石碎了。
大旱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户部尚书在太和殿上跪了一个时辰，额头磕出了血。
他不是在请罪，而是在求——求皇帝下令开仓，求朝中诸公拿出私库，求天降一场大雨。
可天不下雨，仓里也没有粮。常平仓的账面上写着存粮八十万石，实际盘点下来不足二十万。
账目被做得天衣无缝，历任转运使、仓监、度支郎中，层层盘剥，人人中饱。
账面是满的，仓里是空的，这笔烂账已经记了不知多少年，只是恰好赶在今年被摊开了。
摊开之后呢？没有人能回答。
连首辅周庭芳都在朝会上沉默不语，那张保养得宜的脸上头一回露出了无计可策的神色。
江南的粮仓空了，京城的米价便疯了。往年一石白米不过一两二钱银子，短短一个月之内涨到了四两，然后是六两、八两。米铺门口每天都有人排队，队伍从早排到晚，又从晚排到早。
有人等了一整天，轮到自己时米价又涨了，攥在手里的碎银子已经不够买原本要买的那半斗米。有人排着排着就倒下去了，再也没有起来。
京兆尹派了衙役去维持秩序，衙役自己也在排队——他们的俸禄发的是银子，银子在米价疯涨的时候跟石头没什么两样。
但比起另一件事，米价还算是小事。
东部。红莲教。
这个教派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朝廷邸报上是三年前，不过寥寥一行字：“东海有邪教曰红莲，蛊惑愚民，已令地方严加查禁。”三年前，没有人把这行字当回事。
红莲教？不过是一群装神弄鬼的泥腿子，烧几炷香、念几句咒，骗几个铜板罢了。
大周立国近千年，这种草根教派哪年不出几个？
春风一吹就冒出来，秋风一扫就没了。
可这一次，所有人都看走了眼。
红莲教起事是在六月中旬。东海之滨的盐场里，几千名被盐税压弯了腰的灶户和盐丁，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同时举起了锄头、扁担和劈柴刀。
他们喊着“红莲降世，诛贪济贫”的口号，一夜之间杀掉了盐场督办和三名税吏，将尸体挂在盐仓的门梁上。
第二天清晨，当地方官府还在手忙脚乱地调兵时，邻近两个县的农户也反了。
他们砸了县衙，烧了田契，开仓放粮。
等知县的求救文书送到知府案头时，红莲教的旗帜已经插遍了三个县。
仅仅三个月。
三个月，红莲教从几千人膨胀到十余万。
三个月，大周东部三州——青州、通州、海州，半数以上的县城落入红莲教之手。
三个月，朝廷派出的三支平叛队伍，一支被击溃，一支被围困，一支干脆倒戈投了红莲教。
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聚起这么多人，除非有无数人正等着这一刻。
而红莲教最令人胆寒的，不是它的兵力，而是它的手段。
镇线沿线的溃败，从前线将领到后方幕僚，无人能说出具体是从哪一场战斗开始崩溃的。
它不像一场正常的战争，有明确的攻守进退、胜败转折。
它更像一场瘟疫，悄无声息地蔓延，等你发现时已经深入骨髓。
第一个出问题的是海州守将曹元朗的副将。
这位副将跟了曹元朗十二年，从亲兵一路做到副将，是曹元朗最信任的左膀右臂。
红莲教攻城前夕，他打开了海州西门。
事后查证，红莲教拿到了他十年前的旧案——当年他曾在粮草账目上做过手脚，数目不大，但按律当斩。
这件事被压在曹元朗手里，替他瞒了下来。
可红莲教不知从什么渠道拿到了当年的原始账册，连那几页被撕掉的、沾着陈年墨迹的账页都原封不动地送到了他面前。他没有选择。
第二个出问题的是青州转运使。他不是被威逼，是被利诱。
红莲教承诺他，事成之后他依然是青州转运使，只不过头顶的皇帝换一个，俸禄翻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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