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父亲司马谈作为史官，他记录的史书，对天灾罗列有下：
建元四年夏，有风赤如血。
六月，大旱。
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建元五年夏五月，大蝗。
建元六年二月，辽东高庙遭遇火灾。
刘彻记得，这高庙是父皇在平定七国之『乱』后，心有戚戚。
深感于王室血脉淡薄，诸侯王不行拱卫天子之职责，诏令各诸侯国修建的，其意在唤起诸王渐渐淡忘的血缘和亲情。
他觉得这火烧得太蹊跷，按说辽东这时正是冰封雪飘的时节，气温十分的低，为何就忽然起了漫天大火呢？
据宗正寺和太仆寺的官员说，大火烧得很猛，供奉太祖高皇帝的大殿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其他附设建筑也已成为残垣断壁。
这难道不可以说明，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制造的灾患？
而眼前，又有来报，说长陵高园的寝殿先前又被焚毁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刘彻将目光投向面前的司马谈，司马谈很惶恐。
作为史官，他明白自己的职责不仅是忠实地记录皇上的起居、朝廷的大事，还负有解释天象的责任，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使命，都不得不去解答。
但如回答不慎，往往要担着身家『性』命，他不免慎之又慎了，万一回答的让陛下不满意，祸及家人更为可怕。
“依微臣看来，天象与人道相分而又相应，有时是相对应的，有时却又毫无关联。
微臣记得当年五星逆行于空时，陛下曾借用荀子的话来解释，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高园失火，臣认为这纯属偶然，圣上大可不必在意，意外之事许许多多，哪里又全然理得清。”
“是这样吗？”
刘彻对司马谈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他狡黠一笑，指着实录上的记载道：“朕之所以忧虑，并非没有根据，是因为前年有星孛于东北后，辽东的高庙就毁于火灾。
今年刚刚开春，高园又再度毁于大火。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人为？
你说‘相分而又相应’，这让朕想起了董仲舒当年在策对中的话，这是不是皇祖的在天之灵在警示朕呢？”
司马谈犹豫再三，觉得还是把天象和人事分开来说比较稳妥，要不然可就说不清了。
他整理一下思路道：“董公之言，过于玄秘，陛下也曾经说过，不可尽信，不可妄测。
臣记得周昭公十八年，宋国发生天灾，郑国亦惧。
史官欲以宝物祭灶，祷于上天，以乞救于上天，免于灾祸。
子产闻之，言于王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
臣又闻，宋襄公在位之时，陨石落入境，鸟退而翔，国人皆惧之，内史叔兴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由是观之，臣认为高园大火，乃天行之常，非上天谴告，若强自惶恐，怕误了天意。
建元元年以来，虽天灾频发，然南越闽越臣服，东瓯归收，农桑兴国，万民安乐，陛下自是无须忧虑。”
话虽这样说，但刘彻的心情却没有因为司马谈的分析而有丝毫轻松，思绪反而多了起来。
正待要再问下去，包桑进来说众位大臣已在塾门等候多时了，刘彻才收住话头，正了正衣冠，传旨上朝。
刘彻把问题带到了朝上，并且兴致勃勃的对大臣们一一询问，询问之后便是责难。
在将大臣们一一数落过后，刘彻宣布道：“高园遭灾，是朕之过，朕自今日起，素服五日。内史石庆，着即免职，闭门思过。”
朝堂上的风雨，有时候就是如此莫测，往往刘彻一个兴致勃勃，就代表太皇太后与皇太后族系的人落马。
表面上的处罚和被处罚，隐藏在背后的往往却是智谋和权力的较量，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如若四年前，赵绾不丢失那份要命的奏章，太皇太后就算对刘彻有多少愤怨，也不会公开阻挠新政。
因为她也要避嫌，吕后的教训，是所有人避之不及的，天下人也会落下话柄。
同理，高园火灾也成了石庆被逐出朝堂的缘由，而石庆，正是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太皇太后硬塞给刘彻的庸才。
石奋父子三人，太过拘谨于小节，连一个字少加一点，都要斤斤计效，先帝不烦他们，刘彻却有些烦了。
相比之下，经过四年磨砺的刘彻，处置这些事情来，早就滴水不漏，却比太皇太后高明多了。
他并没有将许昌和庄青翟的职务也免掉，这两人还没什么问责。
这样，既表明了他对整肃纲纪的决心，又不至于让躺在病榻上的太皇太后受太大的刺激，是两全之策。
而他素服五日，又一次将大汉以孝立国的宗旨，通过行动，昭示天下。
散朝以后，司马谈又被刘彻留下，但却再没有谈灾变的话题。
刘彻指着实录上的文字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种事也要记上去？”
司马谈捧起竹简，见刘彻在记载他外出狩猎、踩踏百姓稼禾一处，画了重点，也就是点了记号。
“你这不是给朕难堪么？后人看了这些记载，将会怎样评价朕呢？我不会说这是一个昏君？”
司马谈对刘彻的问话并不感到意外，但记录下来，就不会再更改了。
他早已从父亲口中得知，历来的国君或帝王总是希望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最辉煌的、最神圣的形象，而不愿把哪怕一点污渍留给后人，这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作为史官的责任，确实让他对事需要有认真态度，不能毁了金字招牌。
司马谈没有犹豫，一脸严肃的回答道：“臣宁可身死族灭，也不能因文过饰非，而遭万世唾骂。
臣记得圣人有云：‘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还有……”
刘彻望着跪在地上司马谈，侃侃而谈，毫无惧『色』，一时倒不知怎样去怪罪于他了。
对史官来说，信史如同他们生命一样重要，纵然杀了司马谈，他的儿子，司马迁也会秉笔直书的，不是么？
想到这儿，刘彻也是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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