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很聪明，看到第二天美国股市会反弹，钱拨不出来。又看到第三天日本股市也必反弹，钱还是拨不出来。至少得平仓交割了，拿着单子，担保公司才会给你担保吧。什么没有，谁给你担保？面对巨大的亏损，担心量子基金遭遇投资者挤兑，索罗斯只能选择砍仓。当索罗斯看到伦敦市场星期四早盘下跌时，他意识到市场又将遭到大量抛售，是时候退出了，他在周一就是退出市场太慢了，不想让这种情况在一星期内出现两次，天知道周末会有什么消息出来。可惜的是当索罗斯的巨量卖单入场后，其他人嗅到了“巨鲸被困”的情况，他们撤掉了本来的买单，价格暴跌，最终索罗斯砍仓在地板上，此后标普指数大幅反弹。
李默步步抢先，索罗斯步步跟上，就落后一天，甚至几个小时，不但没有获利，还差一点被其他的大鳄活活给绞死。
另一个大鳄斯坦哈特同样苦逼，他在自传《我不是多头》中回忆：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趁着股市暴跌，我将手中的Sp500指数期货空单全部平仓，反手做多，逐渐买入期指多单，净敞口变为多头。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股市一天就暴跌-22%这么多，经过一晚的思想斗争，我判断暴跌之后必有技术性反弹，于是在星期二连续逢低加仓买入期指多单。可是，这时候我的经济商摩根·士丹利突然提高了保证金，这无疑是火上浇油。一怒之下，我把资金全部转到经纪商高盛那里，后者认为我不必提高保证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同摩根·士丹利合作过。
经济商便是指期货的担保商。
摩根·士丹利，国内多称为大摩，是一家大型风险银行。
等他与高盛说好，时间也错过了，股市已经稳定下来，
也有不少大鳄大赚特赚，比如保罗·多铎·琼斯，他也是星期五出手空单的，但在一早便开始出手，运气又好，全部被吃掉，随后又转向做多头，一进一出，赚嗨了。
另外是一些持着资金没有进入股市与期货的人。
因为当时S&p500指数下跌了20.5%，而S&p500指数期货却下跌了28.6%（属于超跌），两者之间有一个特别大的缺口，所以做多指数期货，同时迅速做空S&p500指数成分股就是一个无风险套利机会。这个例子也被认为是否定有效市场假说的案例。因为一般情况下，这种期限差太小，大规模套利的话，所赚的还不够付手续费的。不过因为黑色星期一的无序性，导致这个期限差特别大，这种情形极为少见，甚至几乎看不到。这时入场，几乎是无风险的，而且短时间内能获得暴利。
还真有聪明人趁机入场，也赚嗨了。
不过这个钱，李默就是看到也赚不到，他的空头还没有平仓交割呢。
笑的，哭的，捶胸脯的，美国政府不管了，得救市，否则弄不好就会形成29年的危机。
第一步，便是担保商。
一般来说，担保商不亚于一个高利贷商人，他们只提供一个担保，赔了与他们无关，赚了，则立即抽取不菲的佣金。
风险便是高倍杠杆，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危险。
首先真正用超高倍杠杆做期货的人，少之又少。
其次，即便有高倍杠杆做期货，他们也会审时度势地担保。
比如李默广场协议前的那次担保，操作的时间不长，仅几天，一般几天内，日元汇率顶多能波动四五个点。即便真波动了四五个点，李默赔上几百万，以李默的年龄，与他的小说，足以能偿还了。
若是李默以后忽然变笨了，人又在中国，怎么办？或者日元发神经病，暴涨七八点，怎么办？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真有了，李默还不起了，担保商只好自认倒霉。
何谓风险担保，为何又能抽取很高的佣金？没有风险，能称为风险担保吗？高利贷商人还会遇到许多死账呢。
斯坦哈特倒霉就倒在他之前是做多，持损强行砍仓，又是在市场不确定的情况下，大摩才向他提出比较苛刻的担保金。
李默的两个基金马上会遇到不同的待遇，博特也好说，所谓的高担保金就是倍数比较低，倍数低就倍数低吧，这是外路财……
于是斯坦哈特错过了做多，李默两个基金却正好赶上了第二天做多。
日本的什么，李默继续不管。
美国政府也没有心情顾这些风险商了，他们所做的第一步，便是保障这些担保商的资金信贷。
平时是平时，今天是今天。仅是在19日的多次就亏损了近三十个亿，至于爆仓的什么，早爆得干干净净。几家银行在扯皮，都不愿意追加保证金，原因简单，许多人破产了，都破产了，上哪儿弄钱来补仓？
紧要关头，纽约联储官员打电话给纽约的城市银行，必须确保给结算所会员提供必要的资金信贷。
各方资金也是一地鸡毛，交易所(作为交易第三方)欠高盛数亿美元，欠Kidderpeabody十亿美元；另一方面，大摩欠交易所十几亿美元。交易所并不担心摩根斯坦利能否支付，而是担心能否在第二天早晨7：20以前支付。早上7：00电话打给芝加哥大陆银行负责cmE账户的负责人被告知还短缺数亿美元。melamed随后在电话中要求Smelcer担保余额将到位，也就是要求大陆银行在纽约银行资金还没有到位的时候提供数亿美元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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