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西部的人遵林丹汗为首，林丹汗对明朝顺从或叛逆，当地人就拥护或反对。辽东巡抚王化贞最初意图倚靠林丹汗的外部援助，同时期待李永芳在内部响应，怀着侥幸心理进行军事冒险作战，没有做好严密的防守准备，不知不觉陷入了后金圈套。另外，孙得功曾经在贺世贤的部下任职，贺世贤向后金投降后，迅速写信给孙得功约定作为内应。因此，在两军对阵之时，孙得功突然分兵两翼撤退，故意让刘渠冲在前面。刘渠刚率骑兵出战，才一交锋，孙得功便率部率先逃跑，导致刘渠的士卒看到后军主将奔逃，也随之溃散，刘渠本人更被敌方将领哈都刺杀死。
此刻，后金还不相信孙得功等人投降的意图是真实的，故按兵不动。熊廷弼带领五千兵马抵达战场，发现广宁已经溃败，于是率部退回山海关。根据王化贞的说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他过于软弱且容易受骗，轻易相信间谍的情报，轻率信任辽东当地人的承诺。而熊廷弼则认为，问题出在王化贞性格刚愎自用，没有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王化贞被朝廷抓捕时仅骑着一匹马，沿途百姓纷纷阻道哭泣，再三疾呼以示同情；相反，熊廷弼回京接受审查时，独自一人连夜赶路，百姓似乎对此毫不知情，无人前来送行。这样的对比，显现了他们在处理政务时宽严之分以及性格刚柔之别的差异。
御史谢文锦在奏疏中指出：“辽东经略熊廷弼尽管责任重大，但实际上手中的权力有限，不幸的是，他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就如同人的手脚被捆绑，难以施展拳脚，即便想要制定稳固防守的策略也无法实现。而王化贞虽意志高昂，但受到诸多误导，而且也不幸的是受制于兵部尚书，对其言听计从，所提要求无一不许，即便不想主战，也是身不由己。因此，这两位大臣最终落得获罪下狱的命运，实则是由于兵部尚书张鹤鸣所致。此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职责本应在朝廷中枢，但中枢官员却坐视他们之间谩骂争吵，又缺乏明确的计划方案，明显偏袒一方，加剧了内部如同水火之势的矛盾，导致河西战局崩溃，山海关震动。对于这样的局面，兵部尚书张鹤鸣如何向众人解释呢？”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北人，曾被我的老乡无锡人督学邹迪光在三楚地区选拔而出。他本是从武转文之人，不久考中进士，后来担任江南督学。他在住持岁试时采用两条封条，将考生从耳朵一直封到肩膀，使其无法左右窥视，而且成绩差的学生会被鞭打，有人因此而上进学习。他对文人士子尚且如此严苛，可见治军之严厉。然而，熊廷弼本性胆气过人，理应不惧战斗，反而主张坚守，可以看出他是那种既能洞察敌我又能刚柔并济的人物，确实具备领军之才。然而，在他主张坚守之后做好准备再行出击的策略时，今天上奏，明天又上疏，与中枢官员及巡抚争执不休，形成仇怨，不免言辞过于犀利，有些小鸡肚肠，导致朝中众多言官与他有嫌隙，尤其是阉党崔呈秀对他恨之入骨。熊廷弼因为与朝臣多有冲突，无功也会被杀，有功同样会被杀，只是早晚的问题。他只有辞职南归，或许可以避免官场的指责，但他贪恋官位，最终导致了灾难，这是有原因的。
谢文锦的奏疏中还提到：“关于辽东经略、巡抚的罪责，朝廷自然会有恰当的处置，绝不会因个人的好恶而有所偏颇。然而，朝中有些人对此幸灾乐祸，企图借机报复旧怨，有的请求迅速逮捕经略，有的则主张立即处斩经略，而巡抚肩负一方安危，却仿佛置身事外，无人过问。近来甚至有人欲置熊廷弼于死地，而让王化贞调任蓟镇，是非如此颠倒，怎能让经略、巡抚服气？又如何面对后世的评判？”我（作者）认为这份奏疏可谓是公正持平之论。
随后，皇帝下令由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共同审理此案。会审时，熊廷弼一跪即起，声称自己从田间起用，原本计划驻扎山海关，并无驻扎广宁的安排，说完便呈递了一份供状。邹元标表示：“失地丢城，无论功过，都难辞其咎。你进入刑部监狱后，是非自会分明。”两人争论许久。王纪说：“你若不肯进监狱，暂时到天仙庵住一天，等待圣旨裁决。”熊廷弼于是主动请求入诏狱。邹、王二人又说：“请王巡抚过来。”王化贞跪下痛哭，说：“熊廷弼起初不听从他的过河发动大战计划，河东地域广阔适合作战，而河西狭窄不利于战斗。等到广宁面临危机时，熊廷弼率兵前来救援，最终却逃回去了，这些罪责应归咎于熊廷弼，而非他王化贞。”邹、王二人回应：“你必须承认自己的过错，才能有重新位列朝班的一天。”王化贞呈上一份供状，同样一躬退去。有人在熊廷弼的审讯记录中说：“比起杨镐，他多了逃亡之举；比起袁应泰，他又没有以死殉国，应当施以重刑以警示后人。”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判决处死，其首级被传示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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