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在和许松商议将来那些中举的人如何去安排职位，朱棣认为这批人应该先安排在有关财政的岗位上，让他们熟悉这样的实务，了解国家的实际情况，避免空谈误国。许松说可能有点困难，毕竟之前安排一个夏元吉已经是极限了，哪知机会就来了。
其实要从朱棣离京前核销钱粮开始，朱元璋和朱标听了朱棣的话就留意了凤阳的钱粮核销，发现他们账目更改时间很短，但是手续齐备。
朱元璋和朱标为了培养朱棣的军事才能，决定按照一个千户所的配额下拨钱粮给朱棣，以支持他在凤阳的练兵活动。朱棣开始时只拥有一个小百户的兵力，而且他的练兵思维非常前卫，不同于当时传统的军事理念，这导致他在钱粮使用上常常显得不规律。
由于这种不规律的钱粮使用，朱棣上报的账册与户部汇总的总数据经常对不上，因此户部多次驳回了他的账册，要求重新整理和审核。在过去，由于凤阳与金陵相距不远，且朱棣的账房团队非常专业，对账工作相对方便。但随着朱棣的部队开拔至北方，这种面对面的对账变得不切实际。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凤阳中都留守司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法。朱棣的部队后来改组成了燕山卫，虽然印鉴被收回，但书吏为了方便工作，仍然带着它随行。当审计数据出现不符时，书吏会直接修改并盖章，以此来应对户部的审核。这也导致朱棣后来发现自己所见的账册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尽管这种做法在表面上解决了财政审核的问题，但它也暴露了明朝财政管理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如何在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同时，确保财政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书吏的做法虽然避免了因实际兵力与备案数量不符而导致的财政审计问题，但也引发了新的管理挑战和道德风险。
在明朝时期，财政管理的严格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当时的制度，每年的财政收支、税款账目等详细信息，都需要由各地的政司、府、县一级一级地汇总上报至户部。这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工作，因为户部与各地方政府的数字必须做到分毫不差，否则整个账册都将被驳回，需要重新填报并重新加盖地方政府的印章。
当时的明朝首都设在南京，这意味着全国各地的官员都需要亲自前往南京来报送账册。这是一个既费时又费力的过程，尤其是对于那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官员来说。他们不仅要面对长途跋涉的艰辛，还要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
更为复杂的是，当时上缴的税款主要是实物，即粮食。在运输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如天气、道路状况、运输工具等，粮食难免会出现损耗。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使官员们尽心尽力地保管粮食，也很难保证账册上的数字与实物完全相符。
一旦账册与实物出现不符，按照明朝的规定，整个账册都会被驳回，需要重新填报。这对于那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官员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因为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重新整理账册，并再次前往南京进行报送。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需要承担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和损失。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一些官员开始采取一种变通的方法。他们事先准备好一些已经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不时之需。这样一来，即使账册被驳回，他们也可以迅速地重新填报并重新加盖印章，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种做法其实是从元朝时期就已经存在的习惯性做法，而且在明朝初期也并没有被明令禁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逐渐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一些官员开始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它违反了明朝的财政管理制度和纪律。
不过，对于那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官员来说，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应对措施。它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还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和负担。当然，这也反映了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传递缓慢等社会背景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朱元璋发现空印这种做法后，极为敌视。它的部分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严厉地对付带有这种意味的行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
这个时候锦衣卫已经正式成立，朱元璋想起了去凤阳的时候发现的问题，于是命令先彻查凤阳的问题。
锦衣卫调查发现，除了凤阳演武的练兵钱粮除了空印账册这个问题外，其余没有出现贪墨的情况，但是仔细调查凤阳中都以及皇陵的建设，发现了很多官员曾经利用这个情况进行了贪污。也就是说除了勋贵们擅自挪用中都建设费用为自己修建豪华府邸外，地方官员都有了贪污的迹象。如果说前者，朱元璋出于事前没有说好以及维护政局稳定的角度默许了，只要停止就不作追究。那么后者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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