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轻是独自出走的，与现在的这个毕老先生毫无瓜葛。周乙现在叫李轻了，这也让他安心，他确实叫这个名字，也是当年失踪的那个李轻，不过这些他没有告诉刘魁和毕老先生。在火车上，刘魁就想好了，他们逃出哈尔滨后就必须隐姓埋名，妻子和岳父都是临江省的人，改名字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和周乙必须改名，刘魁是毕家的女婿，随便改了名字就行。当刘魁问周乙的时候，周乙就把自己以前的真名说了，毕老先生非常高兴，因为长兴集和李家集距离很近，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就听说过李家集镇上李适的事，也知道这家人后来全部失踪了，但是李适的儿子叫李青还是李轻他不确切知道。
春节后，江南暖的很快，周乙的身体恢复的也很快，到了种稻子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慢慢的走路了。毕老先生的积蓄很多，他们完全不用发愁吃喝用度。日本人在最后挣扎的时刻，对乡村的管理就没有从前那么严了。到了八月中旬就听到日本人投降了，国军很快出川，迅速向最近的大城市调集军队，临江省是最先获得解放的省份之一。
雨下了一整夜，到天明的时候，天空依然是一片灰蒙蒙的，淅沥沥的细雨还在飘。毕家的宅院是个中型的，在后院和前院建起了二层，两个二层之间是一道连廊。晚饭后，毕老先生坐在连廊的太师椅上，悠闲的哼着黄梅戏，身边的小茶几上是一杯很好的绿茶。
刘魁和周乙也上了连廊，他们看着连廊的玻璃外面的小村子，没有几户人家用得起电灯，所以只能看到有几家的油灯微弱的亮着，那是勤恳的农民在准备播种的事。已经到了该种第二茬稻子或者其它作物的时节，农民都很勤劳，只为了让自己的肚子不饿着，还能给租给他土地的地主交得起租子。长兴集有三户不大的地主，毕姓一个、曾姓一个，还有一个是种姓的。但是，因为有更大的集镇上的有钱人控制着土地的分配，所以这三家地主都不大，比贫苦农民生活的稍微好一点而已。
毕老先生是百年前迁居这里的毕姓的一个分支，已经逐渐的落寞到贫农了，否则当年也不会跟着一个山东人悄悄的去闯关东。祖宅本来是很破败的，但是几年前修葺后，现在反而占据了周围的一些无主空地显得阔绰了。
连廊上的窗户有两扇开着，能闻到田里飘来的淡淡的乡土气息，毕老先生深深的吸了几口，很惬意。他睁开眼睛端起茶，喝了一口。对刘魁和周乙招手说道：“利慈、李轻，你俩坐过来嘛。”
周乙和刘魁就坐在了太师椅旁边的两把木椅子上。
“你们可以抽烟，我不介意。”毕老先生说道。
周乙从衣兜里掏出烟盒和打火机，马上又放下了，他现在很怕这两个能让他睹物思人的小物件，所以他从另一边的衣兜里掏出了刘魁送给他的那块很小的玉石挂件，放在手心里把玩着。刘魁执意要把这个送给他，说是这个东西非常辟邪，是当年他收购时的物主说的。这个小玉石看着不是特别贵重的物件，周乙就收下了。
“当年李家集镇上是有一个叫李适的，他的最小的儿子就叫李轻。”毕老先生说道，“不过，这李家集镇上几乎都是李姓家族的人，或者与他们结亲的人家，这李姓仗着自己人多势众，对附近的好几个集镇多欺压。为此，几乎每年都在耍龙灯的时候要干仗。严重的时候都是会死人的，官府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又得了李家集上大户人家的金银票，所以总是偏向他们还几分。所以啊，李家集好像特立独行哟，我们对他们都了解的不深，那时我也才二十多岁，家里穷就想着办法搞钱，后来有一个走乡串村的游医，他是个山东人，有一个儿子与我差不多大，我俩很相投，我那时也不知道怎么会那么胆大，跟着他们就走了。”
周乙不说话，听着老先生的叙说。
“再后来，山东人的儿子的急病死了，家道因救儿子花了太多的钱，也败落了，就决心闯关东。我那时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学他一身的医术本事，自然就跟着也闯了关东。”毕老先生说道，“老人家把我当亲儿子看，把他全部的医术都传给了我，后来被日本人抓走了就没回来。我就接过了他的诊所，有了小英。”
毕老先生又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现在算是落叶归根了吧。李轻也是这里的人，还是李适的后代，管他通什么呢，都是老百姓，还不是为了一口饭嘛。为什么非要分成这个党那个党？”
周乙的脑海里浮现出姥姥干枯的双手，那是他童年的记忆里抹不去的思念，姥姥总是孤立的站在小院里，远眺着天空念叨着什么，那是女婿的名字，父亲是共产党，这是周乙后来知道的。在临江省城被敌人枪毙了，同时遇难的还有自己的母亲和十几个地下党，为了躲避敌人的继续追杀，一家人剩下的人迫不得已转移到附近的木兰山游击队的驻地去了。后来，姥姥郁积成病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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