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的人增加了好几倍，财政收入却越来越少，官田更是早就被分了个精光，军官们的待遇自然也没了保障。
冒着生命危险砍了人头也换不了几钱，何必呢？
不过这明初时节小兵们虽然斗志昂扬，军官们却未必有那么大的兴致。
对于中下层军官来说，与其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战场厮杀，打小舞文弄墨敲开科举大门是个更好的选择。
反正收入足以支撑得起脱产学习，投入些钱财做为启动资金总比赌命要强，成功考取功名的回报更是丰厚。
立功受赏，不过还是在卫所里面打转，中了进士，外放地方，岂是小小卫所能比的。
永乐年间，军户出身的进士就占了一成五，后来文贵武贱之风越来越盛，尤其是土木堡之后，文官掌握军权，武夫们的地位越来越低，待遇每况愈下，家里有些资财的军官们更是拼命往科举上使劲。
到了景泰年间，军籍进士更是高达三成！
要相信人民的智慧，群众都是精明的，利益在哪里，他们就会向那个方向追逐。
科举，大利，远胜军功，如此一来，自然就会将大把的精力投入到寻章摘句而不是熟读兵法打磨武艺上面。
至于打仗，上场的时候随大流就行了，何必那么较真，保命第一。
没事耍什么刀枪，活下来争取东华门外唱名方为好男儿。
士兵待遇差，经验传承不足，战斗欲望相对低下，这么一支军队是如何气吞万里如虎，把蒙元赶出大都，甚至扫荡大漠，直抵贝加尔湖的？
那就得归功于明初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了。
拼命压榨军户，打压了军心士气，但也确实提供了足够的军需。
就像曹魏屯田，高达五六成甚至更加过分的粮食税让三国奴兵们苦不堪言，却让他曹人妻能在天下混乱百姓无心生产的动荡时节拉出几十万军队。
巅峰时每年两千多万石的屯田籽粒再加上民田三千多石的税粮给了永乐大帝足够的底气五次远征漠北。
而且待遇差嘛，那是跟其他朝代的开国精锐相比，跟明末的同行比起来，这份工作已经相当不错了。
崇祯元年，穷得底掉的大明朝廷勒紧裤腰带给关宁四镇发了五百四十万两银子。
看上去倒是挺大一笔钱，毕竟乾隆年间大清国二十万八旗兵一年开销也不过八百万，顺治年间十万出头的国族大兵的开支还不晓得有没有五六百万。
吴三桂当平西王那会编制内的军队也不过一万出头的旗兵和三万人的绿营，按军饷算能不能上一百五十万两都难说。
但是，凡事就怕但是，这个五百多万里面扣去补发的欠饷27万，运费63万，还有几万匹马的草料钱大几十万，实际上落到人头上也就三百万多两。
三百多万两，养四镇十五万多不到十六万兵，除去将官的薪水稍高些，普通小卒一年也就是十几不到二十两的收入。
似乎也还行，跟戚继光招兵待遇差不多。但明末这会粮食价格飙升，早已经不是戚家军那会五钱一石的水平了。
崇祯初年通州南粮运输到货价都要差不多一两银子，后面农民军乱子闹大了更是一路打滚往上冲，这个待遇水平到底怎么样，只要会算数的都能大致估出来。
就实际购买力来说，还比不上清初绿营，更别提八旗了。
毕竟关宁兵和绿营战兵饷银虽然都是同一层次，清初的粮价可要低不少。
绿营兵还可以肆无忌惮地给老乡们送温暖挣外快，明军军纪再差，在面对地方强力士绅的时候也得约束一二。
再对比八旗兵。八旗兵与关宁兵的实际待遇可不仅仅是年入十几两与年入三四十两的差距。
大清国初立那会，旗兵可还有田地产出的，甚至旗地产出可能才是收入的大头。
“计丁授田”,每丁三十亩。这个丁可不仅仅是正身旗人，依附的旗奴那也是算丁的。
不然十万出头的八旗兵哪里用得着圈占一千六百多万亩田地（这还仅仅是第一次圈地的田亩数）。
就算是一个普通小卒，也能分到六十亩甚至九十亩的田产，差人耕种，每年也能到手三四十石的粮食。
也就是到了十全老人那会，旗田被倒腾了个精光，旗兵和绿营兵的收入差距才逐渐缩小，乃至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反倒是曾剃头招募的乡勇工资更胜一筹。
至于说裁汰老弱，蓄养精锐，把十五万多战力一般的一级兵改造成三五万战力卓越足以匹敌八旗的三级强兵，嗯，这个想法是很好，却完全不切实际。
任何时代，下岗人员都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什么治安这么差？还不是因为经济发展低，创造的工作岗位无法容纳众多的非农业人口。
一群群没有固定收入的青年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世纪末国企下岗潮带来的社会动乱也在时代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要不是因为加入世贸组织，经济腾飞带来大量工作岗位，中国的治安也不会在世纪初的短短几年内迅速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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