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来一根？”、“大姐，向您打听个事。”、“大爷，XX村怎么走？”.......
称呼上的尊重辅以一些物质上的让利，这是严寒地区的习俗。俗话说的好：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一种是给予身份上的精神让利，一种就是物质上。
聚落有优点自然有缺点，让一个聚落能够抗衡自然条件风险。那就必须有话事人，一个能够拿定主意的大家长。大家长自然是那些辈分高、活得久、见识广的老人担当，利用他们丰富的经验来对目前困境做出判断。
不然一家一户一个意见、一个想法、各做各的那岂不是乱了套了，聚落抗风险的能力也会因为这些单打独斗的人变成一个泡影。所以需要一个大家长拿定主意，之后所有人都按照这个判断行事。
这种环境下自然而然会衍生出一种社会等级制度，人类社会的形态就是基于这种聚落、部落的扩大化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封建王朝。从严格遵照血统的部落，朝渐渐剥离血统的封建王朝。
这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事情，封建王朝相比部落是将血脉的因素从政治治理体系中剥离的。部落中的方方面面选拔是根据血脉来的，而封建王朝相比部落的规模更大、需要治理的人口和地域更多更宽广。
对于这些宽广地域的治理需要一个庞大人数和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去治理，这些要求简简单单依靠血脉是不足以支撑起如此庞大的人才储备需求。于是封建王朝就会寻求一种将人才从平民中选拔出来的制度，也就是普遍所描述的科举制度。
用考试和考核在大多数人群中间选拔出人才，授予他们职位去治理国家的方方面面。而不再要求他们的血统和统治者一致，这就是一种先进性，为其他阶级的人提供一个上升通道也能保持一个国家的稳定。
而这种等级明确的社会环境下，称呼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官职、备份、财阀等称为都能够显示出这个人的社会地位，所以当被人以一种尊称所描述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乐于帮一个顺水人情。
而生活条件优越的地区大多数则是以家族农庄的形式存在，有很多甚至这个区域内仅仅有一户人家。良好的自然条件让这些地区的人喜欢独来独往，不需要用自己财富进行一次分配去换取集体对于自然条件的风险抗衡。
而在山地中，和邻居相隔数公里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这种因为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造就的社会共同意识的不同。自然会让双方之间出现无意义非主观意愿的冲突加剧，很多时候甚至双方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冒犯了对方。
两种居住环境下的人，碰在一起都可能会出现如此多的矛盾。那么跨度如此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如何应对这种治理挑战？这本身行政难度就异常巨大。
中央集权政府的显着特点就是由国家的中央政府，所下达的行政命令能够覆盖到整个国家的各个区域。上行下效，对于政令不加以变动的执行，这是中央集权政府的优点也是其缺点。
一个经典的反面例子就是将特定地区的成果，错误的以为能够让全国各地所有区域去复制成功。林无惑是绝对不会认为欧罗巴全部种上玉米，就能够消灭欧罗巴的饥饿。这种理所当然的想法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中央政府经典战略误判，农作物对于自然环境的因素看得很重。
人也像是农作物一样，不同地域的人需要不同的治理形式以及行政手法和具体方案。
也正是如此林无惑选择了不下达具体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是只标定一个大方向。开诚布公的向欧罗巴的国民以及行政机构所有人，告诉他们欧罗巴该往那个方向前进。
不锁定行政的手法、具体的方案，欧罗巴中央政府只负责指定一个行政规划的大方向而不会去过度干预基层用什么方法去朝这个方向推进。只规定一个框架和划出这个行政方向的边界在哪里，从上到下会一层一层的具体填充里面的要求和内容。
比如欧罗巴中央政府会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规划出以年或者季度为结算的时间单位。在这些时间窗口中，欧罗巴总体需要到达什么程度会由一个具体的要求但如何达到却不会明确告知。
当这份命令下方到高卢、普鲁士、罗西亚、海心大公领时，就会开始分配自己区域范围内的欧罗巴中央对于一个大领的要求。比如说税收、扶贫、经济增长等指标都会在这个阶段完成市级别为单位的分配。
市里再次填充内容，最后下发到区政府或者各种乡政府等基层政府单位。
这个行政体系的要求，从欧罗巴中央政府一个大方向到一线基层单位的具体要求都是层层累加的。行政范围越是缩小，内容上的方案要求就会越具体。
从一个国家层面的视角缩小到乡村范围，来最大限度的避免不同的区域因为对政令刻板执行导致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当然这对于基层治理机构的要求会变得非常苛刻，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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